一位神木典当行老板眼中的“地下钱庄”——

　　“这行越来越难做了”

　　一件并不合身、略显过时的黑色夹克，黝黑的脸庞上，凌乱的头发贴在额头上，因为长期抽烟，两根手指已被香烟熏得泛黄。50多岁的刘继忠 （化名），在大街上会被认作是一个刚进城的陕北农民。

　　实际上，家住神木县城北边的刘继忠确实是个地道的农民，但随着所住村子挖出了煤，和全村600多口人一样，他的命运被改变了。

　　现在的刘继忠和亲戚在神木县城共同经营着一家典当行。10月5日下午，几经周折，记者见到了这位典当行老板。刚刚参加完亲戚孩子婚礼的刘继忠口中还残留着一股酒气，点燃一根烟后，他将自己舒服地扔进沙发里，聊起了“地下钱庄”。“不好做了，今年特别难做。”谈到近期的经营情况，刘继忠连连摆手，“以前2分（月息）就能收到钱，现在2分5也没人给了。用钱的人很多，就是收不到钱，没办法，利息再高我也不敢做了。”“包头、鄂尔多斯年初出事了，许多地下钱庄都塌了（破产的意思）。现在东胜（鄂尔多斯）往出放是5分利，神木的钱很多都跑过去了。”

　　对于自己的典当行，刘继忠并不愿多谈，只是一个劲说，“我就是个‘小虾米’。”“煤老板多数都在做这行。”当记者问到神木最大的典当行能有多少资金时，刘继忠和一旁的老乡为具体的数字争论起来，“肯定有过亿的，我听说还有好几个亿的。”刘继忠坚持自己的看法。

　　对于目前神木典当行的情况，刘继忠并不乐观。“骗人的事很多，有个朋友，3年前借给一个人200多万，结果这人耍赌了，最后，本金利息全部没收回来。”“那怎么办？”记者问道。“能怎么办？只能不要了呗。”狠狠吸了口烟，刘继忠无奈地说，“当时签的是担保公司的格式合同，如果报案，合同往出一拿，钱要不回来，还会成为非法集资。”

　　指着窗外大街上一辆辆疾驰而过的各种豪车，刘继忠说，“在神木，从典当行借了钱去买好车的人很多，借钱买房的也不在少数。”

　　刘继忠坦言，“我感觉这行越来越难做，风险大。借钱要有保人，都是熟人之间互相保，有些人给十几个人当保人，一旦出事，麻烦就大了。”

　　叹了口气，刘继忠谈起今后的打算，“旁边的一家已经转行了，实在不行就不干了。”

　　一位金融专家开出了“药方”——

　　民间信贷不宜打压宜疏导

　　“如果不加管制的发展下去，完全有可能出现类似温州的情况。”10月4日下午，在神木县法院办公室里，该院副院长闫怀荣不无担忧地说。他最担心的是，一旦地下钱庄出现资金链条断裂，“神木的经济将会出现大的滑坡。”

　　从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信贷案件看，由于处于监管盲区，地下钱庄的风险控制水平普遍不高，“在信贷纠纷的案件中，一部分是由于借贷方做生意赔了而无法还债，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典当行把钱借给了赌博的，或者被人以买煤矿为由诈骗了。”闫怀荣认为，神木的民间信贷之所以发达，主要还是因为“中小企业或做生意的人很难从银行贷到款。”

　　中国西部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方建武指出，民间大量的沉淀资金，当地较发达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是神木、鄂尔多斯以及温州等地方成为民间信贷发达地区的先决条件。

　　近些年，民营经济成为神木最活跃的发展要素，而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收入也在提高，而现有投资渠道则相对狭窄，在通胀压力下，民间资金流入煤炭、房地产等高收益行业，“而在今年房产调控和煤炭整合的双重压力下，炒资金成为了民间资本最赚钱的方式。”方建武认为，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要拓宽投资渠道和品种，将民间资本引导到风险可控的行业中去。

　　温州的民间信贷危机，让人们见识了民间资本的破坏力，严厉打击民间信贷的呼声四起。但在闫怀荣看来，现在的情况下，疏导要比一味的打压适合。“只是简单的打掉地下钱庄，可能反而会激化矛盾，出现问题。”

　　方建武也认为，在我国目前的融资环境下，对中小企业而言，民间信贷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是重要的融资手段，应该理性的认识民间信贷存在的合理性。“现在应该做的是如何规范民间资本的运作，而不是去人为地制约它。”“积极发展多种投资渠道，为小额贷款公司资金的合理流动创造条件，才是解决民间信贷成为‘洪水猛兽’的根本手段。”

　　神木县监管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最新出台的《神木县规范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在对违规经营、非法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行为严厉查处的同时，也将加强积极引导，为民间资本探寻现实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