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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偷窥下的“娱乐休闲”
最早报道此案的记者心里也不安，但支持他的声音是，如果不是他将这一事件揭露出来，杨武一家的命运，以现实的判断，不会像现在这样迅速得到政府救济。
但杨武一家，也引来无数目光追逐，他们的隐私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每一个围观者，哪怕是站在客观角度说话，以微博和网络的强大传播能力，千万级数量的评论来“审判”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经上升为一场全社会的集体偷窥。
这一幕并不难见，不久前的“小悦悦事件”中，大家集体指责“18个冷漠的路人”见死不救，并“人肉”这18人的籍贯、住址、电话，还有网友上门，拿着摄像机边拍边骂。“不幸”成为“十八分之一”的广佛五金城的那几个店主，生活完全被打乱。
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学者指出，集体偷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从戴安娜车祸到陈冠希“艳照门”，网络时代的偷窥不需要任何成本，只要打开网络敲击键盘即可。集体偷窥的匿名性，将偷窥的代价降到了最低，原先伴随着个体偷窥的罪恶感、焦虑感随之消失，反而成了一种寻求快感的活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休闲”的价值。
“杨武事件”中，围观者对杨武、杨喜利、媒体、警方等口诛笔伐，已成为他们情绪宣泄的一个出口，包括他们平时对社会的种种不满，都通过这个出口发泄出来。而平凡的生活中出现如此“戏剧性”的故事，好事者自然不会放过，“你说，这算是通奸，还是强奸？”
11日深圳警方通报称，杨武夫妇长期受杨喜利欺负，两人商量后，杨武于案发前和案发时藏匿于店铺内卧室隔壁的杂物房里。当晚，杨喜利酒后再次来到杨武家，对王娟纠缠并实施强奸。杨武电话报警，杨喜利被当场抓获。
警方这一通告也引来网友娱乐化调侃：“这剧本写得怎么样，是不是该得个编剧奖什么的？”
“就案件本身而言，值得政府反思；就媒体表现而言，则值得全体媒体人反思。”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主任刘海明说。而从集体偷窥的角度看，传媒只不过充当了大众释放偷窥欲望的“所罗门之瓶”。
对于这一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力丹曾以日本媒体在2011年日本海啸时的灾难报道为例，来说明媒体所要坚守的职业道德和操守。灾难发生时，残忍的死亡、失态的呼号、过度的泪水或昏厥，从没有在日本的电视台或报纸上出现过。电视新闻中，采访受害者家属的不多，即使有，也很少拍摄他们的面孔，很多受访儿童只是露出了鞋子或背影。日本共同社驻北京一位记者说，“不能侵犯受访者的基本人权。如果灾民过多地被采访，不断有麦克风放在他们面前，可能对他们是另外一种伤害。毕竟，受灾的样子是不好看的。”
这体现的是对受访者的尊重，也是媒体必须恪守的伦理准则。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前面说到的这家电视台，在义正言辞指责其他媒体时，自家镜头上也露出了杨武的半张脸，未作任何技术处理。
至于把镜头一再对准王娟这个已经崩溃的无助弱女子，有网友评价说，“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伦理失范。”
这是一场羞辱，但不是他们的
互联网时代，涉及隐私的新闻点击量非常高。截至11月11日下午5时许，新浪微博杨武案专题页面中，有近400万的评论数量。
有国外学者提出关于侵犯隐私权的四项内容：一是侵犯他人私生活的安宁；二是宣扬他人私生活的秘密；三是置人于遭公众误解的境地；四是利用他们的特点做商业广告。在欧美国家，政府和明星的隐私权被保护最少，相反，普通民众的隐私权则有明确立法禁止侵犯。
但像杨武这样的边缘人群，恐怕并不知道“隐私”的具体含义，面对强行进入他家的“闯入者”，他甚至有权拨打110报警。柴静在博客中也分析，“他们可能不知道媒体强行进入私宅涉嫌违法，不知道报道中对性犯罪的受害人必须给予隐私保护，也不知道即使在庭审阶段也需要对此类案件进行非公开审理。”
网络评论员许杰说：“我们一天比一天缺少安全感、缺少隐私，到处都是窥视的双眼，到处都有唐突的闯入客。一个完全不尊重隐私的社会，必然陷入混乱。”
“杨武事件”发酵的同期，另一个有关侵权的新闻是：云南省纪委、云南省监察厅8日向社会通报：云南电视台某频道总监、党支部书记李瀛在省委换届期间，利用互联网恶意诽谤领导干部，于11月2日被撤销电视台某频道总监职务。
个人名誉权、隐私受侵害，强势者可以通过公关公司删帖，懂法律的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侵权者的责任。而杨武，这个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男人，只能搬家逃离是非之地。
“他们确实不知道怎么反抗暴力，对自己最脆弱的保护，只能用袖子掩住脸来避开采访。是的，这是一场羞辱，但不是他们的。”在博客上，央视主持人柴静这样反思“杨武事件”。
“杨武事件”的喧嚣中，署名“李吉明”的网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个不负责任的社会，会把地位卑微的老实人变成“世上最窝囊的男人”；一个迷失了方向的舆论群体，也会把原本善良无助的正常人逼向崩溃的边缘。
拍下了那张热传照片的温庆强，越来越不愿回想，自己踏进那间狭小的二手家电商店的情形。
“不管事实如何，再次向受害女士道歉，对不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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