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一文身男子走在西安城南一城中村街道上 本报资料照片记者陈团结摄

　　拆迁，扫走了城中村以往的脏乱局面，也带离了曾经的鸡犬相闻、宗亲血缘和低生活成本。

　　生活环境在改变，生存状况亦在变。新居民是否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和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

　　有了钱，除了幸福感，一些诱惑也扑面而来……

　　城中村改造办公室：

　　“改变是个长期的过程”

　　面对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滋生的新问题，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改变是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通过一些经常性的教育、培训，引导他们转变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改变小富即安、不求上进的小农思想。”

　　专家

　　应对新居民进行生活观念教育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表示，南方的经验教训应该对西安有所警示。城中村拆迁后的补偿款，让一些城中村村民一夜暴富，导致很多人原有的生活模式和心理状态平衡被打破，他们心理出现巨大变化，如果自己承受不了这些，就会选择其他不健康的方式宣泄，如赌博、吸毒、包二奶等，而这些都属于个体犯罪。

　　王大伟提出应该建立相应的机制，对财富激增的城中村村民进行心理疏导，引导他们正确面对巨额财富的冲击和诱惑，同时，在心理上，帮他们重新建立起一种合适的生活理念。如进行投资理财教育、法律教育、多组织文娱休闲活动。

　　长安大学社会学教授戴生岐说，城中村多位于城乡接合部，处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碰撞的交叉口。一些农民对从农业生产转为工业生产一时无法适应，就产生了许多的“闲人”，“闲人”多了就会形成一个圈子，他们以欲望为中心，形成一个“亚文化”的圈子，醉生梦死。吸毒是一种生活越轨行为，吸毒能给他们带来快感，这就是城中村失地农民吸毒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

　　毒品诱惑

　　吸毒花光了补偿款，还有人准备卖房

　　对有钱又有闲的个别城中村人来说，最大的诱惑之一便是毒品，有人会尝试、有人会复吸……

　　9月中旬，西安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一名民警说，戒毒所现在有600多名强制戒毒者，其中，有城中村生活背景者占到了百分之十几，有近70名。他们的户籍地遍及西安的新城、未央、碑林、莲湖等区。这名民警担忧地说，现在吸毒者的地区有从市区向周边区县扩散，人员年龄从大往小转的趋势。戒毒所一位中队长透露，近年来，有城中村生活背景的强戒人员在逐年增多，最多时达到强制戒毒总人数的20%左右。

　　建文，45岁。初次见到建文，他已经是第三次进戒毒所。

　　建文是城北方新村人，黑瘦，低矮，坐在审讯室内，操着关中口音的语气中，充满悔恨。在村子改造前，他已有过吸毒史。“做生意，有点钱，就想玩儿点不一样的东西！村里有几个人一起时间玩久了，也染上了毒瘾。”

　　吸毒后，家里出租房收的房租根本不够买毒品的毒资，积蓄很快花光，还欠下了不少外债。因为吸毒，他的体重从140斤降到不足百斤。

　　在家人的劝说下，他真的把毒品戒掉了。生活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人也变得勤快。“我将近一年没碰那东西。”后来，村子要拆。2010年10月，拿到方新村拆迁补偿款后，建文的“毒友”找到他，“生活里突然少了压力，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在“毒友”劝说下，建文又重新吸上了毒品，由于“手头充裕”，他吸食的量越来越大，直至发展成每天最少需要300多元毒资。

　　2011年7月，建文再次购买毒品时，被警方抓获。9月4日，在蓝田戒毒所戒毒的他说，村子里还在吸毒的人不下10个，有好多为了吸毒花光了补偿款，还有人准备卖房吸毒。

　　“没有文化，有钱又咋样？有钱也不会花，就想找点刺激的，结交的人也杂。”建文说，进入戒毒所后，他不敢把真实情况告诉12岁的女儿，只说是到北京打工去了。“拆迁款的钱基本都花在吸毒上了，我对不起家里人！”

　　与建文不同，解家村40岁的村民高玉庆，以前很痛恨毒品。“我就不该在这里出现。”9月4日，他说，他曾亲眼见过朋友毒瘾发作时生不如死的样子。为了帮朋友戒毒，他苦口婆心地劝朋友，还送朋友去戒毒所戒毒。

　　但朋友说，这仅仅是玩玩，意志力不强的人才会上瘾，高玉庆说，他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相信了，吸食上了海洛因。

　　随着吸食的次数越来越多，他渐渐上瘾。三年时间，他吸食光了拆迁补偿款。2010年12月，借了一百块钱买毒品的高玉庆被警方当场抓获，随即被强制戒毒。

　　高玉庆的儿子今年考上大学了，他说，或许这是他唯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