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费争议成农民工维权新焦点 　　

   对话人 　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时福茂 　　

   对话动机

　　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点工作。一度引起社会关注的农民工欠薪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但是,今年各地仍出现了一些农民工采取极端方式讨薪的事件。为何在各级党委、政府重视之下,农民工仍频频遭遇欠薪现象?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背后有哪些原因?围绕这些问题,《法制日报》记者与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展开了对话。

　　记者:在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接触过的案例中,农民工劳动争议的总体特点是怎么样的?

　　时福茂:我们每年大约提供法律咨询6000件,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000件。从统计数据来看,建筑领域追讨欠薪和工伤仍然是比例最高的两类案件。其中,建筑行业拖欠工资涉及的人数占55.3%,案件比例占到20.3%。

　　近几年,单纯拖欠工资类案件所占的比重已经开始有所下降,不再占援助案件的绝对多数。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扩展到更多类型,如加班费争议、解除劳动关系争议、社会保险争议等。从统计数据来看,尤其是加班费案件,有些地方一半以上的劳动争议案件中都涉及加班费诉求。

　　记者: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有哪些新的特点?

　　时福茂:通常来说,年前的案子会比平时要多。今年一大特点就是来自建筑行业的欠薪案例相对少了些,其他行业的案子相对来说多了。

　　今年一些企业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的案例较多。在这类案例中,一般务工人员都是工作了很久,有的甚至工作10年以上,企业突然单方面终止劳动关系,或者到年底就自动解除劳动关系,可以说是变相解雇,一方面这里面很多也涉及到欠薪的情况,往往企业解除合同之后没有付清工资,另一方面,企业单方面解除合同要赔偿很多钱,所以企业会想办法逼着务工人员辞职,变动岗位,或者给务工人员穿小鞋,这样就不用赔付了。

　　记者:您刚才提到,今年单纯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有所减少,其中有哪些原因?

　　时福茂: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北京的建筑工地有所减少。比起2008年,我的感觉是北京的建筑工地减少了很多。其次,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也有一些提高,比如说很多人不会非要等到一年才要工资,或者签订劳动协议。再次,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法院、劳动局等也积极参与协调解决了一些案件,有了一些成功解决的案件后,当此类案件再度出现时就会好办很多,对于减少此类案件也会起到非常积极的示范作用。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现在法院判案有了连带责任,如果包工头不给工人工钱,责任就直接由挂靠企业公司承担。从这点看,这几年的积累起到了一些作用。

　　就解除劳动关系拖欠工资的案件而言,目前双倍工资差额和赔偿金占了很大的比例。很多企业追求低人力成本,逃避应有的缴费义务,还有用人单位只是和劳动者口头协议,不愿意和工人签订书面协议,这些都从另一方面推动了欠薪现象的出现。

　　记者:从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角度来看,政府部门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时福茂:农民工的法律知识缺乏,维权能力较差,面对复杂冗长的诉讼程序,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因为不愿意与老板成仇家,不想选择打官司,他们希望政府部门为他们做主,所以还是有人会选择信访。

　　如果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事情是发生在相关部门的管理范围内,行政部门发现企业严重违法,应当依法查处；行政部门确实解决不了的问题,应当引导农民工依法维权。

　　目前,的确也还存在一些“踢皮球”的情况,这说明,在保护农民工权益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些需要提升的地方不仅包括法律及政策的制定,也包括对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态度,相关部门及人员急需提高、急需端正解决问题的态度。社会必须正确引导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保障农民工维权的权利。

　　38岁的四川籍来京务工男子严代忠最近脑子里有点晕,他甚至把已经购买的回家车票时间都记错了:1月13日弄成了1月12日。

　　“事情太多了。”严代忠对《法制日报》记者说,自从原来打工的公司将他扫地出门之后,他和另外几名工人一起陷入了无休止的讨薪和维权过程中。

　　严代忠曾工作过的公司专门生产服装展示道具,也就是人们平时在服装店里所见到的模特模型。

　　严代忠告诉记者,这家公司规模很大,总部在浙江,在北京有其下设的一个经销点和生产基地。

　　“我从2009年就在这家公司干了,今年年底的时候,公司忽然通知我们北京这边所有的人都要撤走,问我们愿不愿意跟着去浙江干。我们就是出来打工的,有很多人不愿意跟着公司东跑西颠,在回答了‘不愿意’之后,公司就不承认我们曾经是他们的员工,连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和去年的年终奖都没有发,就要把我们都赶走。”严代忠说。

　　80后陕西女孩陈玉芳和她的老公都在这家公司工作过,她从2006年起就在这家公司打工,可谓是“资深”工人了。

　　“最让我们气愤的是,当初签合同时,公司说社保、医保和养老保险都给我们上,结果一晃好几年过去了,就这么一直拖着一分钱都没交。”陈玉芳告诉记者,他们现在除了向公司讨要剩下的工钱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让公司把这几年“一分钱没交”的社保都给补上。

　　“在仲裁的时候,公司派来的律师一口咬定我们和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公司的厂房已经停产了,公司也没有人过来。”陈玉芳说。

　　《法制日报》记者跟随严代忠、陈玉芳一起来到他们所说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西二村的厂房,这里四周空旷,人烟稀少,再往南走便进入了河北境内。

　　记者看到,这片厂房的面积很大,尽管已经停工多日,但仍能看出生产的痕迹,房间里摆放着生产出来的人体模型。

　　“我过去主要在这里工作。”陈玉芳指着一个白花花的大池子对记者说,这里是专门给已经生产出来的人体模型染色的。

　　“要是工作的时候你站在这里根本看不出来,我如果中途从厂房里出来你也认不出来,身上都是白色的粉尘,每个人从头到脚全是白的。回到家后,连唾沫、鼻涕都是白色的。”陈玉芳对记者说。

　　记者注意到,陈玉芳曾工作过的房间的屋顶有要垮塌的迹象。

　　“这间房间的屋顶去年夏天塌过一次。当时刮大风,屋里还有人在工作,结果整个人都被埋在了下面,还好人没受伤。”陈玉芳说,由于这一片厂房都是临时搭建的,建筑质量很差,屋顶垮塌的现象已经不止发生一次了。

　　“我就是干这个的。”严代忠把记者带到另一间房间,拿起桌上两个瓶子说,他的工作就是用这两个瓶子里的药水再加上其他的化学物品混合在一起后,将模型的表面修补得更加光滑。

　　“这些药水非常危险。老板警告我,将这两瓶药水同时向墙上扔过去,其威力等同于一颗炸弹。”严代忠说,一个夏天,他在屋里干活时,这些药水突然自燃,差点把他头发都烧掉了。

　　“这不算什么,那个威力才大。”陈玉芳指着院子里的一个铁皮桶说,那里面曾经也是装满了化学试剂,有一次不小心遇见明火后,冒出一人多高的火焰,“像喷泉一样”。

　　记者了解到,这样的厂房在冬天没有暖气,工人们只能烧柴取暖；夏天又不通风,温度超过40摄氏度。工人们的工作时间是这样的: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之后半个小时吃饭,再从12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再用半个小时吃饭,接着一直干到晚上8点。吃的菜只能二选一:萝卜或者大白菜。

　　严代忠和陈玉芳又将记者带到楼上的一房间,这是整个厂房里唯一有暖气的屋子,也是经理办公的地方。工人们将存放在这里的所有的考勤表都找出来提交给仲裁机构,以证明自己曾经在这里干过,从而进一步要回自己的工钱和社保。

　　“经理过去不支持我们,不让我们来这里,也不让我们拿那些考勤表。后来,经理发现公司要连他也要一起弄走,于是转而支持我们了。”陈玉芳说。

　　整个下午,陈玉芳、严代忠和其他工人都在整理那一大堆考勤表。

　　“虽然我已经买了票,但是如果不能讨到一个说法,我宁可把票退了不回去。”陈玉芳说。

　　严代忠告诉记者,他很快就回老家了,以后也不会再出来打工了。

　　数年前,我国一代经济学泰斗吴敬琏的绰号从“吴市场”变为了“吴法治”,吴敬琏本人是这样解释自己对法治市场经济的日益推崇和深入理解:“政府改革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

　　诚如斯言。近年来,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但是相应的法治市场环境是否已经真正得到建立,这还要打一个问号。

　　一直以来,在不少人看来,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优势在于低廉的人力成本。而建筑行业被公认为是劳动力资金的密集行业,大拆大建也被地方政府认为是拉动GDP的利器,于是,在建筑行业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被一部分“有识之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甚至发展到损害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权益,经年累月拖欠农民工工资、罔顾农民工所面临的困苦处境即是明证。

　　当前,频频出现的“民工荒”、“用工荒”已经给中国经济长期脱离法治轨道或者打着法律的擦边球进行发展的情形敲响了警钟。拖欠农民工工资背后说明了什么问题?很简单,是对合同的不履行,是对法律的不尊重。

　　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法治与市场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法治的精神不能得到推崇时,市场的发展也将荡然无存。当农民工为了微薄的工资而奔走呼号时,人们不禁发问,市场最基本的契约精神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