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捐样本

　　受传统观念困囿、缺乏捐献知识仍是器官捐献的主要障碍，而捐献救助在现实操作中容易陷入“变数较多”，亦需仔细掂量

　　记者 孙滔

　　就在冯艾国接受《财经》记者采访之际，天津市红十字会已经实现心死亡器官捐献(DCD)19例。这个数据目前在全国各个试点地区中排名第二。

　　冯艾国是天津市红十字会专职负责器官捐献的工作人员。天津是目前全国唯一有器官捐献工作人员编制的省市。

　　逝者器官捐献成功与否的关键角色正是协调员。除了相关知识普及、宣传动员，专职协调员还要与潜在捐献者家属进行沟通，争取获得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并联系器官获取组织，见证器官获取和运送过程，以及参与协调对捐献者家属的慰问、救助等。

　　1月31日，天津市红十字会在成都刚刚完成了一例捐献。在其19例捐献中，一多半器官供体来自外省市，其中有5例来自北京。北京和四川两地红十字会尚未开展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工作。

　　作家史铁生即通过天津市红十字会进行器官捐献。2010年最后一天，患有严重肾病的史铁生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逝世。当日，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史铁生所捐献的肝脏在武警总医院被摘除，立即送往天津市进行移植。随后，器官获取小组的医生为捐献者进行细致缝合以恢复遗体原貌。

　　冯艾国称，目前鼓励生前报名捐献，主要是想逝者家属能够想到器官捐献，成为其安排后事的一项选择，“我们只是多提供一项有意义的选择而已”。

　　动员不易

　　器官捐献的全过程均要有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现场见证。器官捐献按照本地优先、病情优先的原则，首先满足当地使用。

　　人体器官捐献主要涉及医院的神经外科、急诊科以及重症监护科。每个医院操作方式略有不同。

　　一般而言，如果主治医生了解器官捐献流程，会询问家属是否有意捐献，“如果家属不是很强烈反对，当地医院就通知红十字总会或我们，我们再过去具体谈，启动捐献的活是我们干。”冯艾国说。

　　协调员赶到医院后，经常要与潜在捐献者在场的众多亲友，有时二三十人轮番沟通。在协调员的日常工作中，有所谓“捐的不劝，劝的不捐”之说，因为若潜在家属无意愿捐献，协调员就是耗上一两天也难以说服，若是有意愿或不抵触，一般接触半小时即有可能。

　　器官捐献与中国传统碰撞较为激烈，需要较长时间潜移默化。大多数人心目中传统的完尸观念坚固。连冯艾国家庭亦未避免，他说，“我问过所有直系亲属，只有我爱人同意(器官捐献)。”

　　协调员常常遇到最后关头功亏一篑的挫败。在福建，一位年轻女性由于在斗殴中被钝器挫伤，重度脑损伤死亡。协调员已经做通死者父母的工作，签字之际，刚赶到的死者的姐姐称，“妹妹都这样了，怎么还能受这份罪。”随后，姐姐大闹一下午后，其父母也改变了意愿。最终捐献工作前功尽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刘永锋是《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南》的主要制定者。他的经验是，在当地红十字会专门成立一个办公室，将其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一个能说会道的小姑娘派去做协调员。但他亦曾表示，“捐献动员成功率达到1%就很不错了。”

　　即便在美国，捐献动员也非易事，现任纽约医学院移植及肝胆外科主任、教授吴幼民介绍，美国经验是，一定要加强器官捐献心理学的研究，讲究方式方法、时间地点、说话技巧以及每一个细节。

　　冯艾国亦称，协调员什么时候切入谈话，要了解潜在捐献者家庭情况等，这些都是非常复杂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