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医院出生的李家洼村村民张凤莲与张凤怀，一见到骆老（中）高兴不已

　　中央医院的婴儿室(资料图片)

　　在抗战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位于延安的“中央医院”，先后八年时间里，收治病人12077人，把3843名婴儿平安送到人间。如今，那些曾经在中央医院工作或出生，现在已经白发斑斑的老人重新回到故地，寻找那份久远的记忆。

　　2012年2月29日下午，延安大学的窑洞宾馆里，住进了几位从北京来的老人，他们是88岁的原中央医院传染科护士长骆行女士；现年70岁、曾在中央医院出生的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以及同年在医院出生的石新民、丁维平和金星老人。他们此行是要去李家洼村的中央医院旧址看一看，看看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窑洞和乡亲们。

　　中央医院是中国共产党1939年11月7日在延安组建的一家综合性医院，医院设在距延安市区十多公里的庄桥镇李家洼村。设立初期，医院仅有几十孔窑洞和残缺不全的医疗设备。然而即使这样，在八年时间里，收治病人12077人，把3843名婴儿平安地送到了人间。

　　40多孔窑洞组成的医院

　　3月1日上午，瑞雪飘飘，见到骆老一行回来，李家洼村的中央医院旧址前，人头攒动，村民们来到老人身旁，不住地问长问短。

　　窑洞还在，周围的乡亲还在。村民张凤莲拉着骆行老人的手，激动地说，“当年是你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啊。”骆老笑着说，“那时候条件差，真不比现在了。”1944年，张凤莲在中央医院的一孔窑洞里出生。

　　在中共中央核心机关及红军总部到达延安后的第二年，受中共中央指派，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傅连暲、外科大夫何穆一起筹划组建中央医院。傅连暲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早年曾开有一家医院，为加入红军，不惜卖掉医院投身革命。而何穆当时刚从干部训练班调到边区医院，这位肄业于上海高级护士学校的医务者，具有很好的医学护理知识。

　　为了给中央医院选址，两人走了延安很多地方，最后选定了中央政治局、陕北公学与中央保育院之间的李家洼村一处向阳山坡。经过十多名窑工数月的紧张施工，到1939年11月7日正式开办时，医院有了四十多孔窑洞，一百多张床位。之后，医院开始用各种办法吸纳人才，一些曾经学过医的同志被抽掉到医院。

　　“我父亲（金茂岳）原是南京红十字会的成员，1938年，他们一行来到西安，准备为抗战做些工作，不料却遭到当地医院的拒绝，但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位主任得知他们到了西安后，专程到住处看望他们，父亲听说共产党人正在前线抗日，就决定去延安工作。”金茂岳的女儿金苗老人说。

　　骆行是当时延安中央医院里年龄较小的护士，当时只有16岁。在没有来延安前，她就在渭南固市中学参加革命活动。1939年，她接到省委指示要她前往延安的中央医院工作，开始她还曾有点情绪，“我当时一心想着拿枪上前线，并不想学医，可是又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就去了延安。”骆老说，当时，通过国民党设在耀县的哨卡时，曾惊出一身冷汗，“我身上揣着省委的文件，幸亏个子小又瘦，国民党兵拍了拍我，就放过去了。”

　　护士每天都要磨手术刀

　　“那时候的医院，要什么没什么，打铃计时，也是用的一块两尺长的铁轨。”骆老回忆。她记得，医院注射器只有大小各一个，输液、输血用五十毫升注射器推入，针头钝了就磨锐了再用；每个科室只有一支体温计，一个病人查过后就要立即消毒，接着给下一个患者用。

　　据骆行老人回忆，那时医院没有消毒设施，只能通过蒸煮的办法来消毒，而消毒的工具就是农家用的蒸笼；没有专用的便盆，医护人员就参照大城市医院的布鞋式便盆的样子，画了样儿，找铁匠用白洋铁皮加工制作，但铁皮做的便盆较轻，没办法，又给便盆的把手位置填上了木头。

　　“手术用的刀都是长柄的，仅有的几把，只好反复消毒使用，护士每天都要磨刀，直到刀被磨得很短了，没法用了，才扔掉。”骆老说，手术医生戴过的橡皮手套也舍不得用完扔掉，经过冲洗消毒后，补好接着用。就是多次修补过的旧橡皮手套，也还不忍扔掉，由主刀的医生下放给手术助手接着用，等连助手也无法戴了，再下放给妇产科用来作内诊检查，或产房接生用。医院用的绷带都需要经常洗，可山上没水，一年四季不管多冷多热都要到延河边去洗，没有肥皂，就用草木灰，也照样把绷带洗得干干净净。

　　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条件简陋的中央医院不仅缺少各种医疗设备，甚至连手术缝合用的丝线也很短缺。没办法，医院只好把买来的棉线通过脱脂消毒后代用。没有正规的热水袋、灌肠器、洗阴器，医院就参照大医院的样式，找工匠用白铁皮土法制作，就连手术室的洗手桶，也是用几根绳子和铁丝自己设计制作的，“上面一个桶，手术前要洗手，就用脚踩踩下面连着桶的木板，一踩，水就流出来，一松开时，通的阀门关上，就不流了。”

　　改善伙食延河边开田种菜

　　即便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中央医院的规模还是壮大了，从最初的8层，102孔窑洞，172张床位，慢慢发展到了山上山下14层参差不齐的窑洞，400多张病床。一到夜里，每个窗口都有一盏油灯闪亮，远看去，就好像今天城市里的高大楼群。

　　“为了防范敌机空袭，每个病区都有很大的防空洞相连，后沟有泉水供全院使饮用，洗澡房设在泉水边，而太平间则安置在沟内较远的地方。”骆老回忆，在医院的工作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每天工作六小时，学习四小时，没有钢笔水，就在锅底刮点黑灰自制，没有笔就在木棍上绑个钢笔尖，上课的时候只有用桦树皮和粗黄纸做的笔记本做记录。

　　讲课的老师都是院里的医生，有基础课、有临床课、还有实习，护士的课程更完备，而且，医院规定，开医嘱、登记药名全部都用英文，一些从来没有接触过英文的护士，只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抄在病历上，“但即便这样，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错误。”

　　那时医院也没有血库，如果病人需要输血，医生护士都会争着报名；没有药品，一方面由战士们冒生命危险从敌战区搞来小批西药，一方面由医护人员上山采草药自配。

　　“生活是很苦的，顿顿黄小米饭，盐水煮土豆，汤都是黑色的，每人大半碗，从来不换样。”石新民说，土豆冻了以后，一煮都是黑色。后来，中央医院组织员工在延河岸边开辟了一片地，种起了卷心菜、西红柿、黄瓜、茄子，有了各种蔬菜，大家碗里的花样就多了。

　　“别看那时候苦，快乐并不少。”骆老深情地说，医院门外大约三四百米就是哗啦啦的延河，每天下班，她和同事们都去河边散步、唱歌，夏天还能游泳，“虽然衣服不合体，不华丽，军鞋的带儿也是用麻绳凑合，但青春在我们眼里，却是幸福和快乐的。”

　　炭火下为病人手术

　　70年来，石新民老人还是头一次回中央医院。1941年，他和胡木英、金星、丁维平都是在医院的窑洞里出生的。

　　“我父亲有三个本子，上面记着每一个孩子的身高、重量、出生日期、住址以及他们的父母。”金星回忆说。

　　如今，整个一面阳坡的山上，依然保留着当年医院窑洞的原貌。胡木英老人小时候曾患过肺炎，就住在医院的窑洞里，现在窑洞还在，只是多了些岁月的沧桑。骆行老人所在的传染科位于山下，如今，当年用来麻醉的两孔苍老的窑洞已经废弃。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延安前后8年中，中央医院妇产科接生的孩子有3800多个，其中有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林彪的女儿林豆豆，陈云的女儿陈伟力、儿子陈元，萧劲光的女儿萧凯等。

　　石新民的父亲石济时在1941年9月至1944年5月间任中央医院总务处处长。对于中央医院，他和丁维平印象最深的都是医院的骡马厩。“山下的医院右手，有一个骡马厩，里面有很多马、骡子和驴，大概有几十头吧。”

　　当时没有汽车，这些骡马厩的牲口就成了中央医院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无论是向山上送水，还是医生外出应诊，都是靠着这些骡马和毛驴。据说，这个创意还是来自白求恩大夫。他曾吸取在西班牙战地医疗队工作的经验，自制过一个马鞍手术箱，箱子里装上手术用的各种器械设备，说走就走，用起来也很方便。所以，中央医院的医生也模仿做了一个，他们把医疗器械分门别类地放好，一旦需要，赶起骡子就能出发。

　　骡马固然能提供工作上的便利，但更多的便利，却是医院工作人员用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创造出来的。当时的窑洞，在冬天做手术，室温非常低，为了提高手术室的温度，医护人员想到了地坑烧煤采暖的办法，通常，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就要生火，烧煤烧一夜，到第二天做手术的时候，才能达到病人所需要的温度。当遇到急需手术的病人时，医护人员就会迅速烧好五六盆炭火，等没有烟后，端入手术室内，这样，在炭火的辐照下，医生便可以进行手术了。

　　弹指一挥间，70年过去了，曾经的中央医院已成为今天的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故地重游，往日的岁月依然像昨日一般熠熠生辉。

　　资料链接

　　延安“中央医院”筹建于1939年4月，医院先后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结核科、小儿科、传染科、药剂室、检验室、 X光室、 手术室和护理部等科室，是当时延安科室基本配套、设备较为齐全的医疗中心之一。1947年2月，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一后方医院。1947年3月，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一后方医院。1949年2月，更名为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同年6月29日进驻西安。1958年9月，被命名为第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1985年8月，对外称唐都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