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二为辽宁遗体劝捐第一人杨东文

　　“无人知晓/你们生前的一切/当众多的逝者选择了/灰飞烟灭或长眠地下/你们却无悔地选择了永恒，你们用自己的身躯/向世人谱写生命的奥秘/生命之光虽然离你们远去/无私的圣火却燃烧不熄，无数的后人/因此了解自身/科学的光芒/普照人间，向你们致敬/不朽的遗体捐献者……”在辽宁省红十字会自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俱乐部，这首题为《生命的永恒》的诗催人落泪，描述了一个陌生而又让人敬佩的群体遗体捐献者。

　　43岁的杨东文，就是这个特殊团体的牵头人。面对经过艰难的“游说”成功后的成果一具具冰冷的遗体，杨东文和志愿者们则尊称其为“无语体师”。

　　称遗体为“无语体师”

　　被捐献的遗体，杨东文及志愿者们尊称为“无语体师”(这个称谓也是目前国际上的统称)。然而，杨东文曾目睹我国眼下解剖室的“暴力”：用福尔马林浸泡遗体，由于时间较久已经变形，刚到门口就有一股刺鼻的气息扑面而来。来上解剖课的医学生正读大一年级第一学期，有些女生吓得直哆嗦……

　　那么，国外的“无语体师”如何被安置?杨东文经调研了解到，所有捐献的遗体都装在不锈钢尸屉中;福尔马林浸泡的遗体不仅有异味，而且容易变色、变形，因此国外用的是价格昂贵的药物灌流，通过静脉注射防腐，可保留3年。

　　国外的医学生解剖课通常安排在大三年级的4月。4人一组，解剖一具遗体。解剖前，4位同学要去拜访这位“无语体师”生前的家属、同事，了解其生平，正式上课前，要举办追思会。此时，学生们眼前的不再是一具没有生命的遗体，这个人宁愿别人在自己身上划上千万刀，也不愿学生们今后划错一刀。因此，每位学生都以感恩的心小心翼翼地操作，通过解剖了解每一片肌肉、每一条血管，唯恐辜负了“无语体师”的一片心意。

　　殡仪馆体验抬尸工

　　对于遗体，杨东文之所以有发言权，源于他的身体力行。在俱乐部成立之初，他跑到殡仪馆体验抬尸工。“了解人死了之后的状态，才能说服活着的人改变传统观念。”他说，“开始很别扭，不敢抬，后来甚至可以握握死者的手，算是向一个生命告别。我在抬尸的过程里得到了精神的升华，学会了对生命的尊重，也更能理解生命的含义。”

　　他自己的事容易解决，但组建一个捐献遗体的组织，从一开始就四处碰壁向有关部门申请成立“遗体捐献者协会”时，杨东文被告知这是“非法组织”。

　　一打听，他才弄明白：成立协会、理事会这些合法组织需要几个硬件：主管单位、3万元注册资金、固定办公场所和专职会计。可是，想当年，杨东文再加上几名老人，一共才只有6个人，而其他条件一样也不具备。

　　后来，相关工作人员被他们的公益精神深深打动，有人为杨东文出了一个主意：把“协会”改为“俱乐部”。“能行吗?”他在心底直打鼓。其余五人每个人集资500元，杨东文自己则拿了700元。他还做了一个大条幅2004年12月16日，辽宁省自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俱乐部正式成立。

　　1个班解剖一具遗体

　　“在我国，供医学生解剖实习的遗体少得可怜。”杨东文说，这是俱乐部成立之初，他去中国医科大学人体解剖教研室了解到的尴尬实情：按照国际惯例，4至6名学生解剖一具遗体较为合适。过去辽宁省6名学生解剖一具遗体，现在甚至1个班解剖一具遗体。

　　“我省教学需要的遗体数量缺口很大，无法用一个准确的数字佐证。”中国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相关负责人张葆功告诉杨东文，目前中国医科大学收到的已经做过公证的有1200名志愿者的登记单，“我们每年能收到20具遗体”。

　　杨东文还了解到，辽宁省其他医学院校每年能接收到的遗体最多也就两三具。

　　张葆功从事这一行业已超过10年，得知杨东文及志愿者们的行动后，他感到异常欣慰：“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到捐遗活动中，解剖学是医学院校一门重要的基础课，只有通过尸体解剖，才能了解人体结构，否则，很难说能成长为一个好医生。”

　　杨东文告诉记者，今年清明节，辽宁省红十字会发布数字：已登记备案的捐遗数量接近5000人。

　　88岁老人父女捐遗

　　然而，这5000人数字的背后杨东文们所洒下的汗水，有几人能知个中苦涩滋味?

　　2004年12月16日，在杨东文的奔走努力下，沈阳6名捐遗志愿者走到一起，成立了这个特殊的俱乐部，号称中国首家捐献遗体俱乐部。

　　“俱乐部的成立，如今88岁的于佐良老人功不可没。”杨东文说。巧的是，满头银发的于老也在当日的宣传现场。

　　“年轻的时候，我身体不太好，总住院。在医院里，我经常看到有病人因医治无效或不知道病因而离去。后来我听说，如果能把死因不明的尸体解剖了，以后再遇见类似患者就知道是什么病了。那时候我就决定，将来把自己的遗体捐了，用作医学解剖。”于佐良说。

　　可是，令他万万没料到的是，女儿竟“走”在了自己的前头。那一年，于老46岁的大女儿肺癌晚期，“爸，我不光捐献遗体，我还捐献角膜。”病榻上的女儿果真没有让他失望。“如今，他女儿的遗体已用于中国医科大学的解剖教学，老于四处呼吁捐献遗体多年，这是他以理服人的佐证。”杨东文说。

　　屡遇反悔却更执著

　　“唉，有时候，咱大家伙拼命努力了若干回，到最后还是失败了。”杨东文无奈地感叹。

　　捐遗志愿者遗愿无法完成的情况很常见。杨东文说，遗体捐献公证是唯一法律允许的“可反悔的公证”。入土为安是国人长期的旧传统，所以在志愿者去世后，家属如果不同意遗体捐献，那么此前的公证也无效了。

　　辽中县茨榆坨镇有个68岁的老铁匠，患脑血栓，多次和俱乐部联系，想捐献遗体，但是孩子不同意。1月，老人突然来电说孩子工作做通了，让捐遗俱乐部派人赶紧过去办手续。“当时正值数九寒冬，于老和81岁的金大爷坐了两个多小时长途车赶到了。”杨东文说到这儿，声音哽咽了，老人的孩子却在电话里甩下一句话：“爸，先别办手续。他们是做什么的?动员你签，是不是在其中得好处啊?不办!”两个老人“灰溜溜”地回来了。

　　“作为志愿者，劝人捐献遗体，我们没有任务，却要执著。”杨东文坚定地说。

　　曾被误认是组织卖肾者

　　面对这位年仅43岁的捐遗志愿者、劝捐者，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质疑：杨东文到底图什么?

　　2004年，杨东文筹备俱乐部之初，他的身份是一名保安。如今，8年过去了，他仍是一名保安。8年如一日，在任何劝捐活动现场，杨东文从来都穿着一身保安制服，佩戴着大红的“捐遗志愿者”绶带。

　　“买卖人体器官的组织者”，曾是杨东文被贴的“标签”。由于这个行业的特殊需要，杨东文的手机24小时开机，但有时深更半夜，电话铃声响了，他接起来，话筒里却问：“我这里有肾，你能给多少钱……”杨东文耐心地解释捐献是无偿的，但对方根本不信，甚至有的人认为：杨东文实在“太有才了”，竟把原先躲在公共卫生间的“卖肾”广告合法包装，明目张胆买卖人体器官!

　　对此，杨东文称，“见怪不怪了。不少人现在说我和一些医院有利益来往，一个器官开价多少，说得有鼻子有眼。”

　　为了证明自己的公益性，他特意到省红十字会开了一份证明，另外还有各种活动照片、媒体报道剪报、领导题词统统裹在一个电脑包里，劝人前先拿证明，边拿证明边说：“我不做生意，做公益。”

　　转眼，8年过去了，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已经从6个人发展到30人左右。不过，令杨东文遗憾的是，当初他是这个俱乐部里最年轻的，现在还是最年轻的，因为新加入的人基本年近七旬或八旬。 本版稿件由本报高级记者 唐葵阳采写 摄影 沈生

　　捐献遗体实行“一票否决”

　　记者：捐献遗体，沈阳有多少人愿意?

　　杨东文：沈阳市红十字会2004年启动捐遗活动至今，已有1500多名志愿者报名登记。捐遗志愿者中年龄最大的90岁，最小的20岁。其中，240位先行者实现了遗体捐献，9位实现了器官捐献的遗愿。遗体捐献改变了殡葬传统、移风易俗。把遗体捐献给医学教育事业，是非常崇高的行为，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记者：想捐遗体就能捐吗?

　　杨东文：主要接受五六十岁以上的志愿者。按照规定，捐献中心接受捐赠的范围是国内外人士或有法律效力的单位无偿捐赠的完整遗体。有捐献意愿的公民首先要填写捐献志愿书。遗体捐献中心网站上有电子版下载，打电话也可以。不方便到红十字会或捐赠中心领表的志愿者，我们也可采取邮寄或送达。也可以在现场由捐献者直系家属或法定监护人代填表。目前，主要接受五六十岁以上的志愿者，他们有老伴签字的，其子女也是可以承担法律责任的成年人，这样执行时会比较顺利。

　　记者：捐不捐，自己能说了算吗?

　　杨东文：捐献实行“一票否决”。捐献志愿书需要家属知情同意，志愿者的父母、配偶、成年子女、监护人等直系亲属都要同意签字。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不愿意，我们也会尊重他的意见。

　　记者：捐献的遗体能否用于器官移植?

　　杨东文：目前只接受完整遗体，暂不接受单纯器官。虽然接受的每具遗体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其用途是一样的，都是用于医学院校解剖教学。解剖，对于一名医生来说非常重要。通过解剖，学生的印象才会深刻。

　　记者：捐献的遗体会不会被“卖”了?

　　杨东文：不会，完全保证用于教学科研。许多志愿者及其亲属有这样的顾虑，捐献的遗体会不会被用于器官移植，掺杂到商业行为当中?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因为每具遗体的应用，我们都有完整、详细记录。什么时候接收，什么时候应用，有标牌有编号。在保证档案资料的同时，也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保证了对遗体的充分利用，让捐献者的行为更有价值。

　　“人体器官协调员”

　　"人体器官协调员’，这个崭新的名词，相信知道者甚少。”杨东文给记者讲述了一件新鲜事：过去，由于相关部门缺乏监管，人体器官有偿交易事件时有发生，给社会平添一系列不安定因素。随着国家相关规定的出台，我国开始对器官移植实施准入制度，器官交易被叫停，卫生部公布了可做器官移植的指定医院名单。名单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沈阳军区总医院、解放军第463医院等被列入。

　　那么，等待移植的人体器官来源在哪?

　　杨东文介绍，“人体器官协调员”来自于红十字会志愿者，而且他们全部经过专业培训，具有专业资质。他们的任务，就是每天24小时守候在上述医院内，特别是急诊室，一旦有车祸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重伤员被送入医院，其中的一些伤员由于伤势过重，通过现代医疗手段无法挽回生命杨东文解释说，即脑死亡，只有靠人工呼吸机等维持心跳(目前，在中国医疗机构，判断人是否死亡的指标是心跳、呼吸停止)。“协调员”的工作，就是针对上述当事人的家属，劝捐器官甚至遗体。一旦劝捐成功，“协调员”将帮办一系列相关手续。而根据相关规定，贫困家庭将得到援助，殡葬部门将予以免除相关费用等。

　　然而，“协调员”遭遇更多的是冷嘲热讽，甚至怒骂诅咒。“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超强的交流沟通能力，是当好‘协调员’的前提条件。”杨东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