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在码头村村委会的宿舍里，戈卫站在刻意铺的碎花地毯上 本报记者 张宏伟 摄

　　>>废除高考 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戈卫，1947年7月出生于西安。父亲戈治理是原西安医学院教授，也是新中国神经外科的奠基者之一，母亲李维清曾担任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专家。父辈10个兄弟姐妹中，有9个受过高等教育，叔父戈治均从西安交通大学水利系毕业后，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改行做了演员，曾获得2001年度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此时的戈卫是陕西师范大学附中应届毕业生，正准备参加高考。

　　6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遭废除。戈卫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转折。

　　按照通知要求，“凡本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尚未结束的，可以由学校妥善安排时间和住地，继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在本校文化革命运动已结束，而高等学校尚未招生时，可以由学校组织他们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

　　戈卫至今记得第一次离家时的情景：西安火车站到处红旗飘扬，南来北往的学生涌进站台，挤进各式各样的车皮车厢里。他下午终于登上西行的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天亮时才到达宝鸡。就这样，他从四川到贵州，又经云南终于到达北京。

　　当时，戈卫的父母不但没有反对儿子参加大串联，还为戈卫带了200元路费。在那个工人月工资不到20元的年代， 元钱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当戈卫走完大半个中国回家时，口袋里还剩100多元。

　　>>“留下来养好猪”

　　“我的家庭都是知识分子，起初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体力劳动者。”戈卫说，刚下乡并没有长期打算，后来慢慢建立了感情，觉得自己有责任留下来做点事，改变贫困的状态和面貌。

　　1968年10月27日，戈卫和同伴们离开西安，先坐火车到达坪头，在小车站停了半夜，天亮后步行穿过两个隧道，然后坐木船渡过渭河，对岸已有码头大队的社员迎接。分配到码头大队的共27人，戈卫等5男4女被分配到第三生产队，包括小他4岁的弟弟戈健，还有曾是他妻子的一位女知青。

　　码头大队条件极为落后，戈卫到达最初一年还没有通电。用戈卫的话说，与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所展示西汉时期的生产工具相比，码头村当年就多了个架子车，而且一个生产队只有两辆。那时根本没有农闲季节，地里没活的时候，生产队就发动社员进山开荒。那时地里种的只有小麦和玉米，社员辛苦干一年下来，连基本口粮都拿不回来。

　　好在知青点9个人都来自知识分子或者干部家庭，家里不缺粮食也不缺钱，分的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就从家里带粮票去镇上粮店买。

　　1969年秋季开始，知青陆续被招工回城。到1971年初，码头大队知青点的27名知青只剩下戈卫一人。

　　对于当初自愿留在码头大队，戈卫否认有任何个人功利主义目的，他强调自己1970年就给公社写信表明不打算回城。而他入党则是在1974年，之前连共青团员都不是。“不是别人把我逼上去，我也并不是学毛选积极分子”。

　　戈卫解释自己留在农村的初衷是：“我所受的是传统教育，讲奉献、讲社会责任，还有理想主义色彩，我之所以留下来，就是来了之后，才真正看到中国很落后，农民的生活很艰难。”

　　记者查阅有关报道发现，戈卫在1975年4月召开的宝鸡县知识青年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这样表述自己当时的最终抉择的：“考虑到自己下乡才一年，对农村情况才入门，和贫下中农的感情刚融洽，确实留恋不舍。当时我正在大队养猪场劳动，和社员一起试制黑曲霉醣化饲料。我想我自己走了，（这件事）当然还会有别人来干。可又一想，这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关于‘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指示的大问题，要步步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留下来养好猪正是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具体行动……”之后的40多年里，戈卫一直住在知青点的老房子里，直到四年前被拆除。这个老房子一度被网友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知青点”。

编辑：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