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于1969年,戈卫曾经住的“知青”房,4年前才拆除 （资料图片）

　　>>改变山区面貌 不只是豪言壮语

　　10月19日，在码头村村口，70岁的村民王宝旭谈及戈卫时说：“他把机会错过了，有一年省上让他去当团委书记，他没有去，要不现在也当了大官。”

　　王宝旭说戈卫“犟”，而码头村支书魏文杰则说戈卫“执著”。魏文杰在大跃进时曾在城里做过几年工人。戈卫下乡的46年中，两人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至今戈卫吃住在魏家，连工资卡也由魏文杰保管，戈卫出门从不带钱。

　　戈卫坦承，早年间组织部门曾经找他谈话，准备提议他担任宝鸡市团委书记，但被他婉言谢绝。

　　戈卫曾经的仕途最高官位是乡党委副书记，那是1986年。而在他曾经“大红大紫”的文革时期，他的最高职务仅仅是码头大队的支部书记。

　　戈卫说，当初他留下来时，码头大队广种薄收，到处挖地，牛上不去的地方，人都去开荒。

　　戈卫认为，改变低产面貌的途径首先是在粮食品种上下工夫。1971年，他从河南博爱农场和西北农学院引进良种。1972年，他又主持繁育了“陕玉六六一”、“晋杂五号”。上世纪80年代初，在粮食生产面积因为发展林果而减少到1600亩的情况下，总产一举突破百万斤大关。

　　“当年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的那封信，我不光是豪言壮语，我确实这样做了，从当年粮食总产30多万斤提高到110万斤，我落实了。”戈卫至今仍感到欣慰和自豪。

　　他所提及的那封信，就是1975年在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时，与天津邢燕子等12名知识青年代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的《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后来邢燕子一度担任了天津市委书记，而戈卫始终在农村基层担任大队支书，直到1986年，才被提拔为乡党委副书记。

　　魏文杰说，码头大队文革期间曾经也曾出一个高中毕业生，但很快当了教师脱了“农”，包产到户前10年，戈卫是大队学历最高的社员。也因为有戈卫这样有文化的知青，当年码头大队建水电站、科学养猪和杂交玉米推广总是走在别的大队前面。

　　>>不提倡年轻人留在农村

　　对于仕途，戈卫并不愿多提，但他仍强调说，即使担任乡党委副书记时期，仍旧没有离开码头村，至今户口依然在码头村。但当谈论起“三农”话题时，他的话匣子打开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像普通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不是我的初衷，我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民。”戈卫说，中国有8亿农民，不缺我这一个，缺的是对农民有责任感、对农村事业有推动的人。

　　对于近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有关农村土地私有化问题，戈卫表达了作为基层“农民”独到的见解：土地私有化？中国不能搞土地私有化，很多农民会出卖自己的土地应急，从而会失去生活保障，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没有涵盖到这些人，以后他们的生活怎么办？

　　戈卫认为，在很多国家，土地是作为纯粹的生产资料。而在我国，土地主要承担的是社会保障功能，其次才是生产资料功能。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现状是，即使有一半农民进城，还有一半农民在农村，农民在外打工，土地是最后的保险。

　　戈卫很推崇很多地方已开展的土地流转政策。他认为，在确定农民的承包权的物权之后，应当鼓励流动，让有条件放弃的部分农民的土地进入市场，通过有偿的流动，让他们逐渐脱离这样的社会保障，作为生产资料变为纯粹的生产要素。

　　戈卫认为，中国农村发展应注重三个方面：一个是要稳定；二是要改革开放；第三要教育，他引用毛泽东“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他解释说，当年毛泽东的说法着重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而目前所谓的“教育”就是技能教育、文化教育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没有科学文化，没有技能，你农民进城去干什么？真正要在城市扎根，不能仅仅是进城卖苦力！”戈卫说，我现在不提倡年轻人留在农村，我鼓励孩子们走出农村。

　　对于他之所以留下来，他的解释是，在他那个时代留下来有意义，那是自己选择的路，适合他。他希望成为中国农村的见证人。

　　戈卫：“能做想做的事就是幸福”

编辑：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