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小说里所描写的高密是很久之前的。所描写的人物也是父辈们口口相传中的一些人物。他们在口口相传中已经被传奇化、艺术化了。

　　高密和全国大多数农村没有什么不同。高密的传奇人物，我们在其他的农村也可以听到。最近这几十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的乡村和30年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高密和我童年记忆中的大相径庭，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相比也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当年的最高理想是能够离开农村，我们当时的很多理想，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是可笑的。这一切的变化都是人发生了变化，通过人的劳动、努力才能够发生的。

　　华商报：您的父亲在您小时候比较严厉，小时候怕他吗？

　　莫言：他是严父。我小时候做错事怕，不做错事也不怕。

　　华商报：因为您偷了一根萝卜，父亲狠狠打过您。

　　莫言：我也确实该打。这个打没白挨。因此而写出了一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意外的收获，所以我非常感谢。我想我父亲要是打我十次，也许会打出十篇好小说出来（笑）。华商报：您现在还怕父亲吗？

　　莫言：早都不怕了。多年父子成兄弟。父亲也是我们东北乡的活字典，很多东西都可以请教他，比如当年的粮价、物价、老百姓的经济状况等。

　　华商报：您曾说过张艺谋很像生产队队长。

　　莫言：后来张艺谋说我很像生产队的会计（笑）。会计和队长才能配合好。

　　华商报：如果您不做作家做什么呢？

　　莫言：不做作家我也不知道做什么，当农民吧。

　　“这个作协副主席没有多拿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任何的福利待遇”

　　华商报：张艺谋当年执导了您的红高粱家族，被誉为文学与影视的完美结合，您的其他作品中有没有改编影视的计划呢？

　　莫言：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华商报：我们做过调查，大多数读者希望您的《蛙》能够改编成电影，由张艺谋导演执导。莫言：（笑）张艺谋和我联系的话我会和他好好研究的。

　　华商报：您作为一位专业作家，如何平衡创作与中国作协副主席这一行政职务之间可能会有的矛盾？

　　莫言：这个必须讲清楚，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从来都不是一个行政职务，陕西的陈忠实、上海的王安忆、北京的张抗抗都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有十几个副主席，大家都是挂名而已。只有驻会人员他们才有行政级别。有人把我说成作协高官，我觉得要么是恶意的，要么是不了解情况。这个作协副主席没有多拿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任何的福利待遇。每一年开会安排到主席台坐一下，所以希望你澄清一下作协副主席在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要误以为是高官了，就是一个荣誉称号。

　　华商报：您获奖后我们采访陈忠实时，他通过我们报纸向您表示祝贺。

　　莫言：我看到了。陈忠实是我的老大哥，我非常敬重他。有几次我在不惊动他的情况下，独自到白鹿原上漫步。

　　华商报：您觉得白鹿原怎么样？

　　莫言：白鹿原和小说里描写的有很大变化。华商报：您对西安的印象怎么样？

　　莫言：西安是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古迹也是最多的。非常好。这几年西安越来越绿，西安的气候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二十几年前去感觉尘烟滚滚，到处灰蒙蒙的，现在遍地绿树，好像雨水也比以前多了。包括秦岭，树也越来越多。

　　华商报：那您找机会再到西安来转转吧。

　　莫言：一定去，一定去。西安有很多我的文友，见面虽然不多，但是彼此心神向往。华商报：诺奖领奖时，您最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莫言：我都没来得及坐下来认真想，我想等媒体走了之后，我认真想想我的发言稿。

编辑：温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