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消逝的2012，在经济及社会领域，与过往几年并无太多不同，经济虽然不乏坎坷，却依然艰难向前；社会中固然矛盾层发，利益纠葛此起彼伏，却仍然坚定地行走在探索的道路之上。不过，与往昔不同的是，在文化等领域，2012却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生态。

　　一个莫言，在了结国人诺贝尔情结的同时，亦带来了众多的纷争；一部重见天日的《武训传》，在某种意义上也昭示着中国的向前；刘翔的再次倒下，则让无数人陷入了思考；《白鹿原》、《一九四二》等电影的上映，则激发了一种对时代回望的情怀。

　　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芦苇无疑是孱弱的，但孱弱的芦苇因思想的修饰与装扮，却变得强大。所以，回望2012，所有源于文化与公众心理的情绪与争议，都见证着我们这个国家与民族，以何样的精神与气质，直面这个变化的时代。

　　故事及讲故事的人

　　恐怕莫言自己也不会想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在带给他莫大荣耀的同时，也让他陷入到了巨大的争议旋涡之中。以前，莫言的“著名”，或许只限于文学领域，而诺贝尔之后，莫言的影响，无疑扩散到了更宏观的层面，更多的眼光开始聚焦并审视着他的一言一行。

　　莫言说，自己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或者，就是一个“手艺人”。但或许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历来都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还或许是因为，那些为数众多的“懦夫”，甚至“生活在别处”的“手艺人”，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常常呈现出一种松散与无力的状态。所以，不少人用批评的方式，试图希望众多如莫言一般的公众人物，能够承担起更多的社会及历史责任，能够“大声言说”，能够“路见不平”，能够“敢为人先”。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国历来都不缺少故事。每一段苍茫的历史中，总能涌现出或璀璨或灰暗、或悲壮或寂静的故事。但历史不但希望讲故事的人，能够讲好故事，还需要他们能够用浸透在故事中的思想与精神，浸透整个社会，感染更多人。虽然，在每个人的心中，思想的价值大小，精神究竟该如何浸透，都有着不同理解，但是，终极指向的目标却永远一致。

　　批评者认为，莫言因为对现实的迎合，所以不堪；而力挺者则认为，每一个讲故事的人，都是复杂且一言难尽的，莫言可以理解。但其实，不管是批评者还是力挺者，都是浩渺故事中的一员，都是中国这个庞大故事中的一分子，因此，不管是批评还是力挺，皆有价值，因为批评也罢，力挺也罢，围观也罢，都在丰富着中国故事。

　　或可言之，讲故事的人，本身就是故事。莫言说：“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有鉴于此，很多人也用莫言的作品回击那些批评。例如，《蛙》没有批判吗？《天堂蒜薹之歌》没有针砭时弊吗？……莫言在回应批评的时候说：“原来他们所批评的莫言，和我不是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在莫言的认知中，现实中的自己，就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在风雨中艰难摇曳；而在批评者眼中，莫言即便是一根芦苇，也应该是一根可以做柱子的芦苇，因为他的名声及诺贝尔奖，坚固了芦苇的力量。

　　事实上，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而言，随着诺奖而来的争议才是最大的收获。无论是批评还是力挺，都不会单独存在；不管你是否被对方说服，你倾听与回应的过程中，就已经呈现了一种思想的相互涤荡。

　　说到底，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对外物及社会的“关心”与“不关心”，都是一种权利。你可以在瓦尔登湖畔净化心灵，不问世事；你也可以在尘世间四处奔走，拯救黎庶。只是，在我们的故事中，所有的平衡，从来都是天生的，都是需要在碰撞中到来的。

　　那些远去的背影

　　2012年的伦敦，炙手可热的是孙杨，而萧索的却是刘翔。哲人说，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刘翔却接连跌倒在了同一个地方——2008年的北京，刘翔“摔倒”在了赛道上；2012年的伦敦，刘翔又一次摔倒在赛道上。虽然每个运动员都曾经历摔倒，但刘翔的摔倒，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如果说，刘翔的成败得失，只是牵扯自己一人的话，他无论摔倒多少次，都不足以搅起风暴。然而，刘翔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从2004年雅典的惊艳冲刺，刘翔便开始背负了浓重的家国寄托，国族荣耀、群体利益、商业价值、竞技政绩等等东西，都需要他直面。于是，刘翔从全面偶像，转身为一根孱弱的芦苇。

　　简单看，刘翔只是一个运动员，但谁又知道，刘翔更属于国族精神，属于全体中国人。刘翔摔倒之后，很多声音都在反思举国体制，都在指责刘翔承受了太大的压力，不过，换个角度想想，压垮刘翔的，其实是你我每一个人多少有些扭曲的精神需求。

　　不管承认与否，因为百年来中国的多灾多难，使得中国人空前需要“扬眉吐气”。所以，我们在霍元甲痛打洋人的时候，激动不已；我们看见许海峰拿下第一块奥运金牌的时候，亦是激动万分……某种意义上，多年的“耻辱”教育，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在所谓的“荣耀”面前，多少都难以“淡定”。

　　可是，国族“荣耀”真的那么重要吗？或者说，现今这个时代，我们是否应该超脱出国族“荣耀”的范畴，从而进入到一个更深刻的境界？也就是说，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早已用自己的努力，为这片土地换来了无数的集体荣耀，那今天，我们还需要对其孜孜以求吗？

　　2012年，还是王小波去世15周年的年份。在过去的15年里，从来没有哪一个作家，可以像王小波那样，获得如此高的身后荣耀。王小波活着的时候，几乎籍籍无名，但在其去世之后，却宛如星辰一般璀璨。何也？无他，只因为王小波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特立独行”的。

　　刘翔因为承载群体希望，所以背影是萧索的；王小波因为唤醒了个体的价值，所以背影是光辉的。事实上，对于当下中国而言，缺少的并非是对于家国的群体情绪，相反，需要不断被唤醒的，恰恰是个体的价值与尊严。

　　个体的价值与尊严在哪里？不是金牌拿得越多越好，不是每个人都要有“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认识。相反，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何能够去呵护每一个弱小的个体，能够正视个体的自由、权利与选择，拒绝以集体的名义，绑架并裹挟个体的命运，这样，我们才能看见个体的价值与尊严。

　　离开了水土滋润的芦苇，无疑只能等待死亡，但是，当铺天盖地的芦苇，并肩站立于水中、迎风摇曳的时候，却是一幅美丽且生机勃勃的景象。个体的价值，不但消解不了群体的价值，反而会让国族印记，更加明媚。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2012，是一个“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最好”，是因为世界继续在高速向前；“最坏”，则是因为“世界末日”。虽然，2012年12月21日，中国人照常吃着饺子，太阳也照常升起，但在此之前，有关“世界末日”的解构与戏谑，却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当然，解构与戏谑，并不是问题，但是，在解构与戏谑过后，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个著名的哲学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是谁？“我”可以是随波逐流的浮萍，可以是脆弱的芦苇，也可以是坚定的朝圣者；“我”可以是遗忘者，也可以是不断回望的反省者……但是，不管你选择什么，不管你做什么，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既然谈及“回望”，就无法绕开电影《一九四二》。1942年的河南，天灾人祸交织之中，饿殍千里，死人无数。显然，这是一段让人沉重异常的历史，也是一个不大契合现今风行于世的“娱乐至死”的潮流的。所以，电影《一九四二》一边在获得不少赞誉的同时，另一边却不得不接受票房滑铁卢的事实。

　　尽管时光荏苒，但可以想见，70年前的1942年，无疑就是那不幸殒身的300万人的“世界末日”，因为他们的生命，在那个悲怆与艰难的岁月中，戛然而止。看见这段历史的时候，想必我们所有人都会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是卑微的生命，我们于苦难中跋涉而来。

　　从更宏大的视野观之，随意打扮历史，有意粉饰或遗忘曾经的苦难，是一种相当不智的行为，因为“忘记过去往往意味着背叛”。2012的“世界末日”，可以是一个玩笑，但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则有必要将那些不堪历史、将许多不幸人们的“末日”，时刻铭记。

　　陈忠实在小说《白鹿原》的扉页，写下了巴尔扎克的那句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秘史是干什么用的？不是用来被掩盖、被遮蔽的，相反，秘史的价值，只在于不停地翻检。所以，即便电影《白鹿原》及《一九四二》的票房，在一片笑声的《人再囧途之泰囧》面前难以招架，但是，从深沉的历史角度来看，《白鹿原》及《一九四二》，勾起的对苦难的回望、对历史的反省，却是《泰囧》难以企及的。

　　2012，封尘了数十年的《武训传》，重见了天日；2012，娱乐节目《中国好声音》，火爆一时。事实上，这才是一种应有的状况。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各种色彩与情绪的杂糅、苦难与幸福的交织、娱乐与反省的并存，一同构建了我们的时代。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