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大坏蛋、死儿子……恶毒的形容词如同最锐利的子弹，从67岁的杨德志口中，高频次地发射出来。

　　它们不约而同地指向大儿子杨子龙——杨德志在中华遗嘱库保存的遗嘱上，重重写下一句：杨子龙没有继承我财产的任何权利，他太坏了。

　　6年以前，担心儿子变卖挥霍，他把一套57.7平方米房子的房产证，日夜拴在腰上；6年以后，遗嘱，成为这个将自己与儿子的关系形容为“阶级斗争”的老人，最后的战胜利器。

　　不到书写的一刻，你不会明白自己最放不下的是什么。杨德志以外，老人们的内心牵挂，如同缤纷的万花筒，在中华遗嘱库，这个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最新消息 价格 户型 点评]老年健康基金会联合发起、3月21日刚刚新生的公益项目中一一上演。

　　财产绝对不能由我的长子继承

　　“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及本人意愿，订立遗嘱如下：

　　“我去世以后，我的以下遗产(属于我的份额)由次子继承，房产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号，其中属于我的份额及我可能继承的份额……”

　　2013年4月1日，西方愚人节，在西交民巷73号的中华遗嘱库第一登记处，摄像、录音、公证员公证，67岁的“老北京”杨德志，郑重立下遗嘱。

　　“如果前述继承人或受赠人先我去世或者他放弃丧失继承权，则本应由其继承的这份财产由我另作规定。但这些财产绝对不能由我的长子继承，我宣布我的长子丧失了对我遗产的继承权。杨子龙没有继承我财产的任何权利……”

　　在这句话的末尾，他特意加上四个字——他(指长子)太坏了。

　　杨德志知道，这份遗嘱将留存，直至他去世。

　　“上述人员继承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本遗嘱是我目前的唯一遗嘱，我从来(没有)订立过其他遗嘱。”

　　声明完毕，杨德志向遗嘱录入员递上自己的身份证和手写遗嘱，登记了姓名、曾用名、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录入员扫描了他的身份证。

　　接着，他伸出了自己的右手食指，摁在指纹扫描仪上，留下了自己的三枚指纹。

　　看着摄像头，他大声回答了工作人员的询问。“我叫杨德志，手机号码是……现在的居住地址就是户口本上登记的地址，继承人是我的小儿子，我去世以后我的财产全由他继承。”

　　录入员做这一步，是为证明遗嘱人订立遗嘱时头脑清醒，遗嘱是个人意志的体现。

　　20分钟的登记流程，远比杨德志与大儿子几十年的恩怨要短暂、清晰得多。

　　儿子从小没和父母一起生活

　　时光倒流，“文革”将至尾声，近而立之年的杨德志在北京第一百货公司担任仓库保管员。因一个偶然，他认识了农村出身的初中数学老师王秀兰，两人相爱了。

　　1977年，大儿子杨子龙降生，这让32岁的杨德志喜出望外。无奈，他工作很忙，妻子又在乡下教书。而王秀兰的姐姐膝下无子，于是，夫妇俩把儿子送给大姨家抚养。

　　即使在今天看来，杨德志依然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他大姨夫做珐琅工艺，一个月能挣136块，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才80多块。”

　　每月，夫妇俩会拿出其中一个人的工资，交给孩子姨家，“这样儿子能生活得更好一些”。

　　与儿子长久的恩怨与隔膜，是否源自于小时候儿子与亲生父母的疏离？杨德志至今不承认。

　　每天忙完工作，杨德志会过来看看儿子。而在不多的相处里，王秀兰常常抱着小人书来看儿子。1毛钱一本的小人书，在当时看来近乎奢侈品，她一买就是十多本。

　　时至今日，儿子小时候的样子，王秀兰仍历历在目。“这是猫爸爸，这是猫奶奶，这是猫儿子……”王秀兰模仿着儿子当年看小人书的语气，脸上泛出笑意。

　　有一度，杨德志也开始思考起幸福的意义。那是1998年，妻子早已回到城里，没考上大学的杨子龙，找到一份在银行上班的好工作，工作地点位于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二儿子顺利考上大学，虽然，那是一所杨德志瞧不上的外地二本院校。

　　他问自己，真的就得到幸福了么？可他似乎又有预感：“就像盖大厦一样，看着地基不稳，就想着，大厦会不会哪一天忽然倒塌了。”

　　那段时间，他隐约觉得，大儿子会走上邪路。从初中开始，他常常问父母伸手要钱，到最后，数额越来越大，理由也越来越五花八门。

　　我就是啃你们的怎么着

　　2000年，抚养杨子龙长大的大姨因食道癌去世。杨德志渐渐听到了大厦倾颓的声音。

　　那时起，大儿子杨子龙不好好工作了。他三天两头不上班，后来就干脆辞职了。

　　王秀兰不知道，是否是大姨的去世，对儿子产生了影响。有那么半年，杨子龙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有时，他坐在大姨去世的屋子里，捂着脸，沉默不语。她试着去开导，但儿子只是重重地叹息，说：“妈妈，我怎么觉得我走不出来了？”

　　另一方面，同一屋檐下，搬过来与父母同住的杨子龙，却和父亲的矛盾急剧激化。“不劳动，伸手要钱，高消费，有时一个月能花一万多元……”杨德志数落儿子。

　　他还记得，有次，看到电视上出现“啃老一族”的新词，儿子看看父亲，脖子一硬，“我就是啃你们的，怎么着？”

　　甚至，要不到钱，杨子龙开始动手了。一次，杨子龙顶撞了妈妈。妈妈打了他一下后，杨子龙对妈妈挥舞起拳头。

　　这样的状况，以后又出现了三四次。有次，看到妈妈在喝酸奶，无来由地，杨子龙一把夺过酸奶瓶，狠狠地摔在地上。

　　王秀兰哭了。小时候，有次杨子龙和弟弟拿了她给的零花钱，买了较贵的雪糕，她打了不听话的杨子龙，这是唯一的一次。而在成年后，杨子龙将当年挨的打，一次一次加倍还回去。

　　这个瘦削的老师，曾在被学生打伤后选择息事宁人，在儿子的拳头面前，也选择了隐忍。

　　房产证是命

　　2006年，有次回家，杨德志意外地发现，家门被撬了。

　　失去的，除了冰箱、洗衣机、彩电，还有杨德志柜子里的衣服。“全被他当破烂一样卖掉了。”杨德志认定，杨子龙拿去卖了“破烂”，接着挥霍掉了。

　　“我不能和他相处下去了，这样下去，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打不过他，我躲还不行吗？”2007年4月，杨德志忍无可忍，带着他玉林里的房产证，开始了一场“逃离”。

　　这是一套位于北京二环边上的房子，原本是单位分的福利房。按照北京飙升的房价，这套房子很快就过百万了。虽然把房子让给杨子龙居住，杨德志却担心，儿子最终会打房子的主意。

　　从中间拦腰一折，再从右边掀起4分之一，红色的皮质封面并不听话，杨德志使劲一压——他满意了，房产证被折成了和户口本大小相仿的模样。从此，他把它封进塑料袋，揣进兜里。

　　此后6年，无论白天或黑夜，杨德志总把它放在一眼就能看见的位置。白天，是贴近他肋骨的外套口袋；晚上睡觉，就把它拴在腰上。杨德志总要摸一摸，感觉到它硌着自己的硬度才踏实。

　　也就从那时开始，杨德志打定主意：不让儿子拿到自己一分钱财产，迫使儿子去劳动，自食其力。

　　今年5月2日，有电视台记者找到杨德志。面对镜头，杨德志展示了他的房产证。原本透明的塑料袋，已呈现出复杂的色泽。杨德志一层一层地将塑料袋拆开，小心地拎出房产证。

　　“房产证是命！”杨德志突然抬高声调，翻开房产证的内页，示意记者拍摄。那里有一个鲜红的公章。“别看这个证破，可都是真的！”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