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谁是最牛“跨界”高手？

　　除了源于基层由下至上层层提拔外，在央企大佬中，还有这样一个群体：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某一或者某几个阶段，是游离于企业之外的，即曾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军队、高校任职。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

　　一是历史因素。原来的国家部委演变为企业，部委的各级官员自然就成为企业各级管理者。

　　例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最初成立之时，相当于国务院直属局级，归口石油工业部领导，由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秦文彩担任总经理；

　　二是一些政府、高校、媒体的从业者进入央企后，积功升迁至高管。比如，据《中国广播网》提供的简历资料，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中文系的刘平春进入湖南日报工作。8年后，已成为知名媒体人的他进入华侨城集团，先后担任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华侨城集团党委常委，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

　　三是直接从外单位调到央企担任高管，即所谓的空降高管。比如，原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调任鞍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原湖南省副省长贺同新任中国通用技术 （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奚国华出任中国移动集团党组书记和副董事长等。

　　此外，在党政要员中，有“央企高管”的履历的也并不少见，他们被称为“商而优则仕”

　　如有媒体统计，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淇早年间曾任武汉钢铁公司经理；现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曾任中国铝业总经理；现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竺延风曾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等。

　　（四）特殊身份高管：红色后代

　　不过，据《国企》梳理，在央企高管中，还有一些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红色后代，详情如下：

　　现任华侨城董事长任克雷是广东省委原书记任仲夷的三子。任仲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者和积极实践者。任克雷于1987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深化企业改革的探讨》的论文，作为国务院参阅文件转发。担任深圳市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期间，任克雷主持起草的《跨世纪的决择深圳赶超“四小龙”若干重大策略》成为深圳特区1991?2010年的发展规划。1993年，任克雷调任华侨城集团总经理。

　　毛远建，湖南湘潭人。曾在山西省军区服役，现年57岁的他为中国电科副总。其父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全。毛远建曾担任中铝公司总经理助理,并参与了中铝公司与秘鲁铜矿的谈判，2008年出任现职。

　　保利集团名誉董事长贺平，军衔为少将,是邓小平的三女婿,其父为1955年授衔少将贺彪。2010年,贺平辞去保利集团董事长一职,担任央企中唯一的名誉董事长。保利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小朝是杨尚昆同志的女婿，现年60岁。

　　现年52岁的中电投副总、中电国际董事长李小琳是李鹏的女儿。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曾因呼吁给全民建立道德档案而引发广泛关注。

　　（五）无法理顺的“级别”管理

　　由于央企“一把手”行政级别的存在，使得在现实管理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无法理顺的管理现象。比如副部级的国家能源局要监管的企业不少和它平级。

　　5月2日，国家能源局和电监会重组的新能源局确定了高层人事，从“一正四副”扩为“一正五副”。局长吴新雄为正部级，5位副局长中，史玉波、刘琦、王禹民为副部级。

　　对此，有分析认为，新能源局的低职高配更像是为应对监管对象。中国大型能源企业中，无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还是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和几大发电集团，以及神华集团(主营煤炭)和国家核电，都是“副部级”央企。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星久认为，“一个副部级单位要去管那么多同是副部级的企业，只能把领导的级别配高，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政府想进一步解决能源领域群龙无首、权力过于分散的局面，级别达不到的话，可能影响决策和监管。”

　　与之相应，2011年，《第一财经日报》曾报道指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四家国有保险公司将升格为副部级，组织关系及人事权将统一归至中组部。

　　文章引用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四家国有保险公司升级为副部级，是监管公平的体现。目前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即是副部级单位。就中国人寿和中国人保等公司的业务规模和市场影响力而言，其高管的行政级别目前仅相当于局级待遇，与国有保险集团的地位和保险业的发展不相匹配。

　　（六）央企高管行政化任命受质疑

　　事实上，关于央企高管的行政化任命一直饱受质疑。2012年年底，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文章，认为央企高管的任命仍存在明显的行政化倾向，人事管理离市场化相去甚远。文章称：“很多时候，央企高管高薪金饭碗，被当成安排中央及省市年龄偏大、提拔无望官员的肥缺，成了攒养老钱、享享清福的待遇。甚至有网友戏称‘当不了省长就给你个行长，当不了大部长送你个董事长，年薪动辄数百万元，凭谁冲钱都想干’。”

　　此外，据人民网报道，全国政协委员陈振东曾总结了国企老总腐败案件涉案人数持续上升、涉案金额巨大垄断行业大案频出等特点，提出包括继续深化国企负责人党政分离，取消行政级别待遇制度在内的六大建议。

　　事实上，关于取消国企行政级别的规定，多年前已经出台。2000年9月，原国家经贸委发布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基本规范（试行）》，其中明确规定，企业不再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也不再比照党政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待遇。

　　但这套规范的推进极为缓慢，迄今只有少数地方实行。

　　在这场告别行政级别的战役中，上海成为了先行者，2008年9月，上海首次正式决定取消国企行政级别，企业领导人员不再保留公务员身份。上海市委组织部秘书长冯伟曾介绍称，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到市管国有企业任职的，不再保留行政级别，其行政关系、社保关系、工资关系、组织关系随工作变动转移至企业，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方式进行管理，到龄免职后在企业办理退休手续。企业领导人员退休后，不得在本企业、下属企业或关联企业任职或兼职。

　　大半年后，广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和可视作的行政待遇；建立由董事会直接选择、考核与管理经营班子的新机制，实行市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分级分类管理等内容。”

　　另外，为探索市场化选聘国企高管的新机制，近十年来，国资委先后实行聘任制和试用期制。2001年以来，中组部、国资委已多次组织公开招聘，更以全球海选等形式招徕人才。

　　如2008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16名中央企业高级经营管理者工作启动，并为首次为“53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备注：现为“54家”）公开招聘2名总经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和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后更名为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总经理。

　　最终，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兼北京赛迪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裁刘烈宏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时任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邹磊经过考察上位集团公司总经理。

　　这样的进步，也常常被人诟病为“体内循环”。北京科技大学刘澄教授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央企的行政色彩太浓，外面的“空降兵”难以适应。

　　此外，《中国经济周刊》也曾就国资委的全球招聘提出质疑，称“招了半天，90%还是内部人才。”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公示的122名央企高管人选中，51人来自于原企业或原系统内部，占41.8%。57人来自具有国资背景的外部企业，占46.7%。

编辑：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