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军的“迷信”不是花边新闻，而是当下官员信仰缺失和精神空虚的典型折射，更是缺少公共理性特别是科学理性的表征，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公共利益的背叛和公共权力的病变。这不能不引起社会的警惕和反思。

　　6月9日上午，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将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起诉书中提到，刘志军还是一个迷信的人。为求“平安”，他长期在家烧香拜佛，还在办公室里布置了“靠山石”。一些项目的开工竣工，刘志军都会请“大师”选择黄道吉日。（《新京报》6月8日）

　　官员迷信，已经不是新闻，据调查，县处级干部相信迷信的情况十分严重，其中信“相面”的比例竟高达28.3%，连所谓星座预测，他们都信。官员迷信的一个著名案例是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曾有人预测说胡建学可当副总理，只是命里缺一座桥。他因此下令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道，使其穿越一座水库，并顺理成章地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不过，终究与副总理职位无缘，倒是因贪污受贿罪行暴露，被山东省高院判处死缓。现在读到为求“平安”，在家烧香拜佛，在办公室布置“靠山石”，请“大师”选择黄道吉日进行开工，真可谓是迷信到了“误了卿卿性命”的程度。

　　刘志军的“迷信”不是花边新闻，而是当下官员信仰缺失和精神空虚的典型折射，更是缺少公共理性特别是科学理性的表征，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公共利益的背叛和公共权力的病变。这不能不引起社会的警惕和反思。

　　对部级官员刘志军的“迷信”行为进行分析，有着诸多启示。其一，再高级别的官员也不是完人，更不是“圣人”，在制度约束缺位的时候，照样和低级别官员哪怕是普通人一样，陷入迷信的陷阱。但是，对普通百姓来说，迷信或许对社会无法造成影响和伤害，但是，对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来说，就有可能严重背离公众的期待，给社会另造成损伤。当不是依靠科学和实际来确定项目的开工竣工，而是 “大师”的黄道吉日来确定时，恐怕就不仅仅是一个笑谈了吧？

　　其二，当官员迷信“蔚然成风”乃至发展到高级别官员身上时，就表明这同样是可怕的官场潜规则，特别是手握公权力本当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大搞风水迷信，影响之恶劣就显然可见了。因此，必须从制度上清理官员迷信的土壤，而不是仅仅依靠教育，因为教育并不能消除官员选择的不确定性。比如，在官员升迁问题上的“迷信”，可以从透明、制度的角度打消公众和官员的疑虑而不是让官员通过算命的方式来预测；在官员决策的上的“迷信”，可以从科学、理性的决策方式角度来防止官员的主观武断等。

　　其三，官员迷信与腐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腐败促使了迷信行为的蔓延。当迷信发展到“怎么升官，怎么盖办公楼，怎么排挤对手，怎么消灾统统问风水”的畸形程度，就不仅仅是理想信仰缺失的问题，更与制度有关。一些因腐败落马的官员往往和迷信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是最好的说明。当官员出现腐败行为和犯罪行为时，恐慌和不确定性，恐怕只有“问鬼神”以求解脱，但解决之道在那里呢？惟有重建制度的威力，强化制度的力量，而不是仅仅强调道德修养和理想教育，才是上策。

　　官员迷信问题是转型期社会的大问题，解决不当，社会将付出沉重代价，受到损失的决不仅仅是官员本人。刘志军案件可以作为例证。因此，应明确，在理性信仰重建之外，要依赖制度的力量，正如学者所说，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丑恶暴露在群众监督的阳光下，才有可能真正形成官员不敢腐败迷信的惩戒机制，不能腐败迷信的防范机制，不易腐败迷信的保障机制。

编辑：白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