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路新起点新陕西” 系列报道

　　开栏语

　　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不仅是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点。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提出后，迅速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为加大对此事件报道，本报特推出“新丝路，新起点，新陕西”系列报道，通过实地采访和专家撰稿，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构想、观点和举措等信息及时传递给大家。

　　丝绸之路是汉代汉中人张骞怀着神圣国家使命，历经九死一生开辟出的世界性贸易通道，从秦岭脚下直至天山南北，再穿过无尽荒凉沙漠，蜿蜒到地中海边。这条经济大动脉长达近万里，跨越不同区域异质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中西方物质特产和精神智慧的大融合。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长安，作为起点被赋予了物资集散点和文化交汇点的功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虽然两千多年的沧桑岁月，丝路时兴时衰，几度切换，但凝聚成的影响力无处不在，时至今日也并未消散。

　　进入21世纪，中亚、西亚逐渐成为能源供应中心和各种产品的巨大消费市场，世界各种力量迅速集结，展开争夺。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铁出现，导致了世界交通运输格局的改变。尤其是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中亚四国的访问，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设想，标志着丝路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文明的记忆，蕴含着照亮未来行程的智慧之光。此背景下，研究丝路兴衰嬗变，找到丝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最佳模式，成了摆在丝绸之路起点的陕西人面前，紧迫而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丝绸之路名称的由来和演绎

　　丝绸之路是指汉代从长安经过中亚、西亚至地中海沿岸诸国的贸易之路。虽然是古代中国人开通，但是却是近代西方人命名的。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首次使用，描写从中国到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以及印度之间的交通。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将丝路又延伸到了西亚和地中海沿岸。

　　清末民国初年以来，兴起了对中亚地区的考古，已冷清了多年的丝路又重新回到了人们视线。一批西方探险者深入亚洲腹地，探险者中最早穿越丝路的是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人斯文赫定则发现了楼兰遗址。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五次到莫高窟。随着研究内容的深入，出现了玉石之路、宝石之路、皮毛之路、瓷器之路、佛教之路、丝绸之路等不同的命名，但最终被普遍接受的还是丝绸之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三千年前商代甲骨文就有蚕、桑、丝等文字的记载，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希腊以及罗马的古书中提到“赛里斯”一词，翻译成汉语即“丝国”之意，就是对中国的称呼。丝绸不仅是中国独家生产、奇货可居、利润大的商品，在西方人眼里更被看做是东方国度的文化表征。轻柔光亮、色彩绚丽的丝绸传入西方，受到了追捧，形成了以穿丝绸为荣的社会风气。公元一世纪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说：“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丝绸几经转手到了罗马，贵若黄金，普林尼估算每年高达十万盎司黄金流失，以致政府曾多次下禁穿法令，但无法根绝。可以说命名为“丝绸之路”，寄托了西方人对华丽、富裕、神秘中国的美好想象。

　　中外学术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应当将丝绸之路概念引申到中国对外贸易的所有路线上，致使丝绸之路含义也愈发广泛。因为海陆之别，而出现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陆上丝绸之路的地理走向不同，又分为南方丝绸之路和北方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所经地区地理景观差异较大，又被细化为草原森林丝绸之路和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即成都至印度道，公元前四世纪道路已开，直到张骞通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发现蜀布、邛竹杖，才被中原人得知。草原森林丝绸之路位于北纬40-50度之间，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到多瑙河边，地广人稀，道路往往隐藏在勃勃生机草丛之下，往往让行旅者无法辨认，是游牧民族东西通行的主要道路，匈奴人、蒙古人就是通过这条路线征服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汉代起与印度半岛之间已经开通，较为原始的一叶扁舟难以克服无边大海的凶险，故一直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补充，唐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才开始兴盛起来。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自然条件也很严酷，但很多路段穿行于农业区，即使经过沙漠，也有雪山上流下的河水滋润出的一片片绿洲，给行人提供一个中间补给站。更重要的是，其两端分别是东西方文化源头的长安和罗马，两者通过丝路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财富源泉，对中外商人都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向往冲动，因此，沙漠绿洲丝绸之路成了最主要的路线。现在一般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也只是指沙漠绿洲丝绸之路。

　　开通丝绸之路的时代背景

　　丝路的开通纯属意外，张骞通西域的本意是军事目的，这就不得不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说起。从公元前312年起，逐渐强大起来的匈奴开始发挥骑兵机动灵活的优势，在无法预知的时间和地点南下农耕区烧杀抢掠，活动踪迹达到战国七雄中秦、赵、燕三国的边境。面对匈奴的铁骑践踏，处于劣势的三国一方面向边关用兵去防胡，一方面修筑长城以拒胡。

　　从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开始，延绵到西南部青藏高原，对中原农耕地区形成一个弧形包围圈。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长期对垒。农耕民族耕田而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兵役制上往往采用兵农分工的形态，必须经过艰苦训练才能把一个追求和平环境下耕作精细的农民变成粗犷敢战的兵士。游牧民族生活中的狩猎和战场上的格斗打仗基本相同，只要拿起兵器就是一个兵士。一个游牧部族只要稍加编组，就立即成为所向披靡的武装。草原地带的灾害性极端天气远较低纬度的农耕区来的频繁，一旦出现干旱暴雪等天灾，农耕区的富庶便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饥饿而躁动起来的游牧人就像看到篱笆墙内猎物的狼，条件反射式的南下掠夺，抢夺财物成了游牧人的一种生产方式。基于上述原因，战争优势往往被兵民合一的游牧民族占据，而经济文化先进的农耕民族则处于守势。

　　西汉立国之初，就碰上了一个强大对手。公元前206年，匈奴占据了晋阳(今太原)。次年，汉高祖刘邦率三十万步兵迎击，被围平城白登山(今大同市东南)七天，经贿赂匈奴阏氏才得突围。时值西汉王朝初建，承接秦末衰败的局面，国家财政特别匮乏，皇帝乘坐的车都配不齐四匹相同颜色的马，有的将相还要乘牛拉的车，百姓家中没有储存的粮食，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加上内部统治不稳定，无力军事反攻，只得采取“和亲”的妥协策略。尽管汉匈和亲，但匈奴攻掠从未有过停止，百约百叛，时时犯边。

　　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采取“休养生息”的统治政策，实施了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通过平定地方割据势力逐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军事上调整了兵种结构，加强了骑兵建设。虽然从战国时赵武灵王已认识到农耕民族军队的不足，公元前302年开始向胡人学习骑马射箭并且改穿便于骑马射箭的短衣长裤，但一直进展不快。直到公元前160年，匈奴大举入侵朝那(今甘肃省彭阳县西)时，汉朝出现发车千乘，骑兵十万的现象，说明经过长达140余年才过渡到以骑兵为主了。为此，汉朝还强化了对马场的经营，设置了三十六处养马场，养马三十余万匹，大量的马匹为骑兵的设置提供了前提条件。

　　“文景之治”使中原地区迈入到太平盛世，汉武帝登基后，国力更趋强盛，国家金库积累钱财多得难以计算，国家粮库的谷物因爆满只好露天存放。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增强国防实力提供了条件。汉武帝初期，虽仍然执行前几朝“和亲”的老政策，但他清楚地认识到，强大剽悍的匈奴，是汉朝最大的威胁，开始着手部署战略反击的各项准备。汉武帝从匈奴俘虏中听到，匈奴把月氏王的头颅砍下来当作饮酒器皿，引起了月氏的怨恨，但没有人和他们一齐攻打匈奴。汉武帝决定公开招募使者西行，联络月氏东西夹击匈奴，从而拉开了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历史序幕。

　　(未完待续)(作者为大学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