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入院手续时，罗兰几乎不敢正眼看丈夫，她听见陈绍洋问自己的同事，“我还能活多久？”她觉得自己的心都碎了

　　第二天早上，陈绍洋准时7点赶往办公室。强忍了一夜痛的罗兰给西京医院政委董新平打了一个非比寻常的电话：绍洋肝部查到了恶性肿瘤，“我该怎么办？”罗兰哭着说。听到陈绍洋竟然在那天早上给自己安排了三例麻醉手术，电话那头的董新平几近要跳起来，“把人给我从手术室直接拉出来。”

　　2012年4月1日，那个令罗兰一辈子难以忘记的疲倦早上，空气中弥漫着凝重和急促，11点左右时，当陈绍洋一脸轻松地走出手术室时，立即被妻子和同事们“胁迫”全面检查。陈绍洋并不知道，在他近30年的麻醉医师生涯中，为自己进行的这次身体检查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道“命令”。

　　下午时分，陈绍洋看见很多院里的领导在隔壁的会议室为自己早上的检查做会诊，他仍旧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他在办公室里看书，空隙之余，他问罗兰，“严重吗？什么病院里的领导也来会诊？”陈绍洋去世后的几个月，罗兰一直记得这个镜头，“绍洋就这么傻！”

　　几乎是会诊结束后，陈绍洋才知道自己肝上出了大问题。下午四点时，他从办公室被直接安排进重病特护病房，这个命令是院长熊利泽下的。有一次，熊利泽偶然进入手术室，发现陈绍洋跪着给一例病人实施麻醉，那是陈绍洋认为的最佳的麻醉注射角度，熊利泽一句话都没说，但在内心，他欣赏陈绍洋，“我后来总是在想，是什么能让他对病人这么好。”

　　办入院手续时，罗兰几乎不敢正眼看丈夫，她听见陈绍洋问自己的同事，“我还能活多久？”她觉得自己的心都碎了。

　　这天正是年轻人喜欢的愚人节，当李思斯和其他同学第一时间得知导师住院的消息时，以为导师和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作为一名麻醉医师，陈绍洋成功地为别人完成过7万多例麻醉手术，这一次，他注定无法为自己亲自动手术。

　　　“如果说西京医院这几年创造了全国和世界的手术奇迹，那么没有陈绍洋我们可能办不到。”

　　一年零4个月后的2013年8月4日，陈绍洋安静地离开了被自己称之为“艺术工作”的麻醉事业。在住院治疗的16个月里，他经历了肝脏移植和股骨头置换两次大的手术，西京医院麻醉科室的走廊里，很多医师们再也看不到他总是一贯匆忙的身影，唯有他办公室衣架上的短袖蓝衣印证着他的存在。

　　罗兰一直试图用手机记录下陈绍洋生病后的每一天，这样的记录残忍中掺杂着温馨，没有人相信，唯有在病中时，作为西京医院消化病技师的妻子罗兰，才有大段的时间和陈绍洋“在一起”。

　　在过去的20多年里，罗兰和陈绍洋的科室虽然只有咫尺之隔，见面却并不容易，这个在去世后才被更多人熟知的男人，2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早上7点出门，凌晨一点左右回家的习惯。一天中如果没有特殊的手术，陈绍洋唯一与妻子和女儿见面的时间是晚饭，“晚上七点回家，晚上九点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与陈绍洋同在一个科室的麻醉科主任董海龙告诉记者，“这样的规律，使得医院无论大小的麻醉手术，急需时找他极为方便，他的手术量也因此多得惊人。”

　　“实际上，他的勤奋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被同学有目共睹。”西京医院数字化中心的医生田玉兔是陈绍洋曾经的同班同学，1980年，田玉兔和陈绍洋同时考入第四军医大学护理学校，那时，班上的很多男同学得知自己毕业后做的工作是护士，学习起来大都有一些情绪，但陈绍洋一点都不，不仅学完规定的中专科目，毕业时，他实际上同时修完了三年大专和五年本科课程，大家都叫他“拼命三郎”。

　　陈绍洋住院的当天下午，田玉兔到陈绍洋的病房时，两个老同学双手紧握，足足有七八分钟时间，俩人除了眼泪没有说一句话，之后还是田玉兔先开口说话，“怎么会这样？”陈绍洋只用眼神做了无奈的应答。在那一刻，田玉兔能明白，这个上学时总是第一个去抢公共教室前排座位，宿舍熄灯后又会打着手电在水房看书的老同学，生命中与生俱来就有着挑战极限的特质。

　　这样的特质也在陈绍洋工作后一次次被印证着。从20岁出头工作，在管理严格的部队医学院和医院里，陈绍洋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对麻醉医学的钻研态度，不仅多次被破格晋升，而且在他成为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之前，他所取得的医学成就，也使得他成为部队麻醉医学界，这个特殊环境中举重若轻的人物。

　　1997年6月30日，西京医院实施国内首例活体肝脏移植手术，在没有任何医学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陈绍洋担当了整整72小时的手术麻醉重任。其后，无论是医院的全国首例换脸术，还是首例心、肝、肾同期联合移植手术，担当麻醉师的一定是陈绍洋，“如果说西京医院这几年创造了全国和世界的手术奇迹，那么没有陈绍洋我们可能办不到。”这是院长熊利泽面对媒体最想说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