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与其说是低调，还不如说是不敢张扬。墓志铭开头就写道：“即如吾友东山公之事君大节，亦足千古。厄于时事，遂不得传，非不得传，不可传不敢传也，不敢传者，时所讳也……”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戴瑞珊见到建文帝的事情并不敢宣布，也没有外传。

　　墓志铭中，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戴瑞珊见到建文帝的地点——穹浪山。墓志铭中，没有更多关于该地名的记载。对此，戴壁城提出猜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王观为了保护建文帝，对他的藏身之所一笔带过，不敢仔细描述。

　　那么是否真有这个地名？这个地方在哪儿？也有传说，建文帝死后埋葬在苏州穹窿山，穹浪山和穹窿山读音相似，但二者是否为同一地方，不得而知。

　　“家谱里的记载只能作为参考”

　　现代快报记者找到了《丹阳家谱提要》一书作者吉育斌。吉育斌研究家谱10年以上，他的研究范围从本家族，逐渐扩大到丹阳其他家族。

　　吉育斌说，戴壁城复制到的是民国版的《云阳戴氏家乘》，丹阳档案管里也有复印件，“这套家谱我一直非常看好”。 吉育斌指出，整套家谱资料详实，民国时期于右任、宋子文、孔祥熙等名人均为该家谱作序撰文，这么多当时的要员在家谱中留名，和民国时期丹阳实业家戴则均不无关系，“戴则均的府邸戴家花园，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总前委’，是邓小平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如今，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已成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

　　吉育斌认为，家谱重修目录显示，康熙、乾隆、道光、光绪时期，戴氏均有修过家谱。“家谱是修出来的，只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内容，基本不会减少的，所以看不看到康熙谱，没有实质意义。家谱在民间这样传承：新谱诞生之日，就是旧谱销毁之时，只有一两部会在祠堂中存档，其他的都是要销毁的，因为旧谱已经不能代表这个家族的全部了。”

　　吉育斌说，南京图书馆藏有光绪元年修的《云阳戴氏家乘》。他看过民国版的《云阳戴氏家乘》，里面确实有《东山公墓志铭》，不过他并未细读。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家谱，记载本族的史料可信度相当高。”吉育斌介绍，根据家谱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史，宋代之前，家谱都是官方修的，宋代之后才逐步走入民间，家谱的功能发生了转变，修谱的动机更加单纯，“续修家谱转为民间，宋之后的家谱功能主要是理清血脉，敦宗睦族和教化子孙等。”

　　吉育斌认为，《东山公墓志铭》里记载的事情，按照时间推断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康熙年间修家谱时，距离建文帝就已相差300年左右，至少相隔10代人，“如果是口传的话疑点就更多了。”

　　吉育斌表示，虽然明清家谱的可信度比较高，但要概括一个人，墓志铭显然还不够，“家谱都是写自己人，没有标准和监督，墓志铭也一样。建文帝的传说很多，史学界没有定论，家谱的权威性不足以作为铁证，只能作为参考。”

　　建文帝“自焚说”和“出亡说”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历来有自焚说和出亡说两种观点。

　　明史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潘群说，关于建文帝的生死问题，最早官方记载是建文帝的政敌朱棣及其子孙手下文人所撰写的《明太宗实录》：“上（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但如果比对一下朝鲜的《李朝实录》就发现问题大了。

　　潘群认为，建文帝“烧死说”不足信，而且明史中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在《明史·姚广孝传》以及《明史·胡濙传》中都有相关建文帝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是否自焚而死，也产生过怀疑。那具烧焦的尸体可能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则削发为僧外逃了。朱棣为此把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抓了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并派胡濙四处寻找建文帝的下落，长达16年。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濙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濙将自己访得的关于建文帝的消息，悉数告诉了朱棣。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他们之间具体都说了些什么，但是朱棣“至是疑始释”。

　　建文帝究竟是自焚而死呢，还是由密道逃离南京？两说各有道理，但谁也拿不出决定性的证据，一锤定音地击败对方。当年清朝编修《明史》之时，明史馆中诸史臣即对此意见不一。撰写《明史·恭闵帝本纪》的徐嘉炎认为建文帝未死于火，而是逊国外逃。而同在明史馆的著名学者朱彝尊则相信《明实录》的记载，认为建文帝已死于火。于是，在修撰《明史·恭闵帝本纪》时，只好运用如下表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以折中双方的观点。

　　戴氏经历“多多少少有点影子”

　　在南京明史专家马渭源看来，镇江丹阳发现的《东山公墓志铭》，“多多少少有点历史的影子”。

　　马渭源说，金川门之变后，几百个建文大臣一夜失踪，这些人要么被杀，要么出逃。这些大臣又以南方人居多，出逃后在江南寻找建文帝是完全有可能的。不排除戴瑞珊就是当时追随建文帝的臣子之一。

　　墓志铭中说，戴瑞珊准备到吴楚一带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吴楚在今天的湖湘一带，这倒是极有可能的。明末有名的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记载：建文朝兵部侍郎襄阳人廖平在金川门之变后，保护着建文太子朱文奎偷偷地出了南京城，一路狂奔，逃到了廖平的老家湖北襄阳躲藏起来。建文帝朱允炆逃亡的第一站，很可能是跑到湖北跟儿子会合。

　　文中又说，戴瑞珊最后在穹浪山见到了建文帝，穹浪山确有其名，是当时贵州安顺的一座小山，在今天的云南一带。

　　但马渭源认为，光凭这些孤证，还不足以破解这一历史谜案。而且墓志铭及其《丹阳县志》中也存在诸多疑点。

　　首先，墓志铭中说，戴瑞珊听说建文帝藏在苏州史仲彬家，就飞赶过去，但史仲彬此人不可考，托名史仲彬所作的《致身录》，绘声绘色地演绎了建文帝的出亡过程，给人感觉不像逃难，像旅游。《明史》中说：“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江史仲彬所述，记帝出亡后事甚具……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

　　另外，马渭源对《丹阳县志》的史料价值也存在疑问。比如，其中有个叫胡潇的人，县志说他是“永乐壬午举人，官沂州训导，升曹县教谕”，壬午是建文四年，又称“永乐壬午”，就算不是杜撰，起码也是书写不规范，应该不是精通史学者所编写。

　　洪武二十七年进士，查无此人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专家范金民看了《东山公墓志铭》后，认为墓志铭可能是附会野史。

　　据《云阳戴氏家乘》记载：戴瑞珊是“明洪武癸酉举人，甲戌进士”。

　　范金民在查询了《进士题名录》后，发现明洪武二十七年进士中并没有戴瑞珊这个人。基于这一点，墓志铭中所述之事就很可疑了。

　　范金民表示，家谱造假的现象其实自古有之，有的是为了攀附名人，诳称高贵，有的是杜撰虚假人名作为自己的祖先，不顾客观事实，盲目追求源远。“编着编着，就露出马脚来了，这种现象很普遍。”

　　建文帝出亡，民间传说太多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可能从来也没有哪个像建文帝那样在全国各地都有他的“陵”或“墓”，江苏、浙江、福建、云南、贵州、湖南、青海、四川等等，向来争讼不已，但谁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基本上都是孤证。

　　1975年夏天，苏州一带大旱，西郊穹窿山一个小山包上，中间草木全部枯死，但四周草木依然郁郁葱葱，形成了一个方圆五六十米的怪圈。人们推测，山包下为人工挖空，断了地下水来源，所以上面的草木干枯而死，极有可能是座“皇坟”，而坟墓里埋葬着建文帝。

　　2004年，南京一位老先生让庆光向媒体爆料称，自己是建文帝十五世孙，《让氏家谱》中记载：建文皇帝假扮僧道逃出南京，改名让銮，云游各地，在湖南、湖北一带定居，死后就葬在武昌洪山。

　　事实上，自从明成祖“靖难”成功以来，就流传着建文帝在外逃亡的种种传说。明朝正统五年(1440)，有僧人从云南到广西，诈称是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上报于朝廷。经审问，此人是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岁，投入监狱，过了四个月死去。与其同谋僧人十二人均贬戍辽东。从此以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建文帝当僧人往来的行踪。

　　“建文帝还算是个仁慈的君主，传说如此之多，大概也是人们不希望他的结局那么悲惨，这是民间的朴素愿望。而其结局究竟如何，恐怕仍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马渭源说。

　　《东山公墓志铭》摘录

　　士有大节，不愿于当时荣名，不垂于后世，泯然与草木同朽者，不知凡几……公姓戴氏，系出汉信都太傅德之后，宋隐君仲若之……生平忠义自许，喜读忠臣节士书传，每读必低徊流连，不忍诗卷，或与侪（chai）辈论古今成败人物臧否……京师破，帝逊国，出亡。公闻之即遣散家众，挈一妻二子变姓名，微服去官，拟于吴楚之交觅一栖遁所。至皖，侦知帝未死，匿姑苏史仲彬家，遂速行渡江赴吴。比至，帝已去，乃由吴越赴闽，历楚、蜀、黔、滇、两粤觅帝所在，虽穷乡僻壤无不遍及。殆三十年，始得见帝穹浪山中。时公已病，帝见公憔悴，甚怜之，慰劳交至，命之亟归。公痛哭流涕，拜谓：臣受大恩，未曾以一死报国者，徒以陛下尚在，故不惮万里相从，今既得见天颜，愿誓死相随。不忍言去，固辞不获命，乃大哭，拜帝而归。归未期月，遂以病卒于家……当国亡之日，公非不能以一死殉难，因三世单传，宗祧綦重，又子幼，恐覆巢之下不能保全，不得已出于逃遁之计，方趋吴之日，舟过丹阳，晤余于广文斋舍，遂以妻子托余，知余能不负所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