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中央反腐的公开记录可发现：在过去十多年，遭纪委立案调查的“真正退休的”省部级高官非常之罕见。一些退居人大、政协机构的高级干部虽仍会被立案调查，但他们仍是“在职官员”，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退休官员”。换言之，在过去，一名高级干部一旦实现了“裸退”，几乎就意味着“平安着陆”，而不再会被追究党纪政纪和刑事责任。但这一惯例正在被打破。对“老老虎”追责“无例外”，使贪腐官员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陡增，当然也增加了中央反腐的震慑力。

　　“老老虎”不再享有法外豁免的“保护符”和特权，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央已开始着手清理“存量腐败”。实际上，中纪委早已展开行动，对全国的“存量腐败”进行摸底。一个被不少人忽视的细节是，2013年11月6日央视《新闻联播》透露，中央纪委对反映中管干部的问题线索进行了“全面清理”和统一管理，并制定了立案、初核、暂存、留存、了结的具体标准。按照新标准，对已有的问题线索进行重新审核分类，提出处置意见，初步做到“情况明了、底数清楚、标准统一”。换言之，哪些高官因可能存在的贪腐行为被投诉举报过，中纪委一清二楚，只待伺机而动，搜集、坐实证据。

　　地方“窝案”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一些具有地域性、集团性的“窝案”开始陆续被挖出。这也是反腐进入“深水区”的重要标志。因为，通常“窝案”牵涉的官员人数众多，其中的利益和人事关系异常复杂，一旦曝光，便会引发区域性官场地震甚至社会震荡。此外，由于封闭“小集团”内部利益的相互镶嵌、抱团和包庇，这类案件更为隐秘，查处难度也最大。

　　地方上的标志性案例是湖南的衡阳贿选案。2013年12月28日，湖南省纪委在经过大半年低调调查之后，于这一天向社会公开揭开了震惊国人的衡阳人大代表贿选窝案及其处理结果。这起发生在一年多前、堪称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人大代表贿选案，几乎使衡阳市的市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全军覆没”。最终，湖南省纪委对涉案的431名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对此案负有领导责任的地方主官-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时任衡阳市委书记童名谦也被“双开”。童名谦也成为十八大以来第一个因玩忽职守而落马的省部级高官。

　　而“中石油系”窝案，则是发生在垄断国企内部的群体性腐败。2013年8月，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王永春因涉严重违纪违法，遭到中纪委调查。几乎与之同时，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等其他多位中石油集团和股份公司副总级高管也先后被调查、免职。其中，秘书出身的李华林刚被提拔到中石油集团的副总经理不到一个月，便火速落马。不久，中石油前“掌门人”、时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也被立案调查。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窝案则与四川的前高官群体有关。中共十八大后，四川有3名省部级高官-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先后落马，且3人仕途上颇有交集。时任四川省文联主席的郭永祥已64岁，是目前被调查的“老虎”中年龄最大的一个。郭永祥秘书出身，履职经历主要集中在三块：在石油系统26年，在国土资源部做了一年半办公厅主任后，2000年转四川任职，这一呆就是13年。

　　李崇禧是郭永祥入川后的直接上级领导-时任四川省委秘书长，在郭永祥升为秘书长后，李崇禧则升任省委副书记。再后来，李崇禧从省委副书记退任（转省人大任职）后，接替者正是李春城。

　　“打虎”方略

　　中纪委查案颇有讲究，特别是在调查窝案时，更是讲究策略，可谓是步步深入、环环相扣。通常而言，在“瞄准”某高官之前，先在其外围布局，从其“身边人”或“朋友圈”入手调查。最典型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女人，另一种是商人。

　　从女人入手，多能迅速突破防线，找到贪官们的亲密“朋友”和“伙伴”，并弄清贪腐财物之去处；从商人入手，则利于锁定官员贪腐的证据，并顺藤摸瓜，找到其他关联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