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村里人介绍，1992年，邻村有人不知道从哪带来一个老师，开始在村里传教，每周都搞聚会，大家一起祷告，说是信了这个教，种地不用施肥，生病不用服药，起先村里很多人都去听，刘家所在的生产队七八十人中几乎超过半数的人都参与过。

　　邪教组织在农村的这种迅速传播并不罕见。武汉大学老师刘燕舞曾专门就三赎基督在基层的传播问题展开过实地研究。刘燕舞分析，邪教组织之所以在农村易被接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农民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地位较低，面对个体不幸，容易从宗教中寻找精神安慰；二是农村集体生活匮乏；三是农民容易在宗教生活中寻找尊重。

　　幸运的是，泗堵河村的大部分村民很快就发现种地不施肥就是种不好，生病不服药就是好不了，于是渐渐地就没人信了，可唯独刘欢的父母和村里其他几个上了年岁的老人还深信不疑，而且以此为业，也开始四处传教。

　　刘宗保曾简单向南都记者解释过醉心三赎基督的原因。他说：“我以前没本事，总是撵不上别人，别人都盖新房我就盖不起，我常常惭愧到睡不着，信了神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房子啊、钱啊都是没用的，末日来了，再有钱的人都要受苦，只有我们可以升天，我整个人都轻松了。”他还说，他喜欢一屋子人围着他听他讲福音的感觉。

　　不少村民还记得，刘宗保每次传教都要拿自己的例子说事，说自己原先常常打摆子(疟疾的俗称)，自从信教以后就再没打过摆子，人也精神多了；还说信了教以后几天不吃饭都不觉得饿，这样就可以节省粮食。只是，吃过三赎基督亏的村民们再也不信这套说辞。受阻的次数多了，刘宗保在村里失去市场，也不再与村民交往。

　　有一次，刘欢的哥哥跟着父亲走在村里的小路上，碰到一些邻居。邻居主动打招呼，父亲却装没听见。刘欢哥哥赶忙提醒，父亲说：我是神的子民，不跟凡人打交道。

　　劝阻

　　刘欢的哥哥记得，叔叔和姑丈见劝不了，都过来殴打过父亲，想把他打醒，可父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是不听；最初引领父亲迷上三赎基督的同学的爸爸也过来劝，父亲也是不听。

　　村里不少与刘家相熟的邻里都惦记着刘宗保以前的好，想方设法劝阻他。村里的老支书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南漳农村存款大多存在信用社，取款需要老支书批准。老支书说，刚信教那阵子，刘宗保差不多存了两万多元，准备盖新房子，可打迷上邪教，他就不停地取钱，那些钱都不知道去哪了。为了防止刘宗保坐吃山空，老支书拒绝批准他再取钱，不想他竟躺在老支书家，说你不给我钱，我就死在你们家。

　　眼见刘宗保越陷越深，已经到了不可自拔的程度，老支书不惜动用关系，让派出所民警把他关了起来。对于一个基层组织管理者而言，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尽管各地政府都设置有防范与处理邪教问题的专门机构，可这种机构往往人员稀少，每年光防范邪教宣传都难以应付。处理基层邪教问题，更多的只能依靠公安。

　　可惜，几天的牢狱之灾还是没能让刘宗保醒悟。当时，他就像一匹野马，怎么拉也拉不回。刘欢的哥哥记得，叔叔和姑丈见劝不了，都过来殴打过父亲，想把他打醒，可父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是不听；最初引领父亲迷上三赎基督的同学的爸爸也过来劝，父亲也是不听。再后来，刘欢的对门邻居、与刘欢父亲同期信教的二伯母因为信教，高烧不去医院，拖了几天给耽搁死了。这事情在村里触动很大，不少信教的人都不信了，可刘欢父母还执迷不悟。

　　在南城人民医院的病房，刘欢也曾拿这些例子开导过父亲，说你们信教不是生病不用吃药，不用住院吗？这次捅伤自己不还得到医院治？刘欢的父亲当时回答：那是因为我们不够诚心，神分得清的，我们只要更加努力，神就不会再让我们受到伤害了。

　　村里一个也曾痴迷三赎基督的村民向南都记者介绍了当初信教时的流程。她说，三赎基督没有完整的教义，都是油印的资料，每周大家聚会一次，先是集体祷告，然后老师再答疑解惑，比如有信徒生病，老师就会说“奉三赎基督之命，赦免你的罪，感谢神赐予平安。好了没？”信徒就说，“好了，感谢神”。如果信徒有质疑，老师就会说“魔鬼撒旦进了你的脑子，神会让你接受惩罚”。总之，整个过程要不停地感谢神。

　　多年后，这个过来人在一次警讯栏目中看到传销组织的运作，她说，跟传销一样。

　　边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