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日前称，调查组将对浙江张高平叔侄冤案的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其中就包括案件审核人—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她曾被称为“女神探”。法学界权威学者表示，对司法的监督不应只依靠“拦轿申冤”。

　　焦点1

　　法律监督不能只追责一个“女神探”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说：“坚持有错必纠，对从申诉中发现的"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等冤假错案，及时与法院沟通，提出依法予以再审改判的意见。”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研究员屈学武认为，造成错案并非一家，也非“女神探”一人。“从目前来看，我国地方法院判案的独立性是不够的。”屈学武说，“像张高平叔侄这样影响较大的案件，往往是由法院审委会决定的，最后很有可能是由法院领导层拍板的。所以，追究这样的错案，会牵扯到很多官员”。建立有效的错案追责机制没错，但是，“一概而论、一竿子打到底”的错案追责，可能导致将来出现“反效果”。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4月9日说，调查“并非只针对聂海芬一人”。法律监督不能只追责一个“女神探”，而应成为制度性安排，这已是学者的共识。

　　焦点2

　　如何避免公检法“穿一条裤子”

　　“总体上说，检察院监督公安和法院是比较难的。”在采访中，刑诉法学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直言不讳。“张高平叔侄冤情得申，得益于检察官张飚的负责。”陈光中对记者说。但张飚查案也遭遇了多年的阻力。公检法“亲如一家”、法律监督“下不了手”，正是多年法学界诟病所在。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马长山认为：“检察机关是处理公检法职务犯罪的，但是，公检法之间经常形成一个"共同体"的意识。这实际上很不利于法律监督。在一些地方的公检法部门，只有出了掩盖不了的大事，才会相互监督。”

　　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检察机关对案件的监督只能是建议或者抗诉。陈光中教授说：“现在很多人说，要强化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但我认为，检察机关的权力太大，也会产生职能分工的问题。强化权力，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检法三家的关系应当是"配合与制约并重"。”因此，他强调，公检法的关系，应该由侦查中心制转向审判中心制。“法庭的审判、证据都要公开透明，证人也要到场。”

　　焦点3

　　监督司法不能只靠“拦轿申冤”

　　除了检察官“仗义勇为”，老百姓的举报能起到多大作用？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10年至2014年公开曝光的公检法司落马干部中，至少有40人是因群众举报落马。马长山认为，目前的“官民不互信”局面，影响了老百姓监督举报的积极性。“没有进入公众舆论的个人监督是很危险的，这限制了普通人的监督举报。只有让人们在监督时具有完全的安全感，社会监督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他同时肯定，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实现社会监督的平台。目前，中央巡视组各省负责人的手机号，也成为了广泛传播的热门信息。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巡视组驻地附近“截访”的情况。

　　但学者认为，对司法人员的监督，不能只依靠“拦轿申冤”模式。陈光中认为，目前社会对公检法司机关的监督作用，“发挥是不充分的”。这位权威学者最后强调的是司法机关的公开透明。“要加强社会的监督作用，就需要扩大公众的知情权。公检法司系统应当主动做好信息公开，老百姓知道得越多，就越能够发表建设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