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的户籍制度改革，在这个夏天破冰。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扩大义务教育、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等一系列举措，无疑将对中国的城镇化改革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当户籍制度行进在“历史三峡”的冲刺阶段，一起走近那些刻下深深户口烙印的人生，展望户籍改革的前路还有几多坎坷……
25集电视连续剧《户口》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美丽村姑卢凤荣嫁给了城里青年田立新，尽管卢凤荣美丽贤惠又能干，但由于是农村户口，所以她一直生活在“低人一等的自卑中”。婚后数十年里，卢凤荣几乎每天都生活在对“农转非”批复的期待中。
等待多年无望后，卢凤荣几经周折花钱给自己和女儿办了“农专非”，用她自己的话说“终于成城里人了”。但突然有一天。卢凤荣发现派出所门前排了上千人的队伍，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本埠升级地级市，人口增容，每个农民只需花5块钱即可办成农转非户口。站在派出所门前，已过不惑之年的卢凤荣喜极而泣。
“我就是现实中的卢凤荣！”8月3日，在西安已经居住了21年的罗英梅对华商报记者说。
1972年出生的罗英梅是商洛山阳人，21岁到西安打工，并结婚生子。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有西安市户口的“西安人”。为了拥有西安户口，罗英梅这些年省吃俭用攒钱买房，自费缴纳社保。就在她和家人即将完成所有的“落户条件”时，突然国家出台政策——农业户口取消了。
“也就是说，以后没有农村户口了，转不转也都无所谓了！”罗梅英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桌子上的一个牛皮档案袋。袋子里装的是她从派出所要来的一份“落户须知”，里面告诉她只有哪些条件达到了，才能落户西安。
户口和生命一样重要的年代
75岁的周素子这辈子曾有过两次坐“牢”的经历，都是和户口有关。
如今定居浙江的周素子学生时代被打成“右派”。她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始自五十年代的户口制度，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你若是城镇户口，你就是人上人，你不用种地，你可以吃商品粮，你就有机会获得工作，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哪怕是个痴呆儿，也可以娶到农村的美女。若是不幸生于农村，身为农民，尤其是僻远穷苦的农村，就注定一辈子劳作，自生自灭，伴随着愚昧无知。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下乡务农，取消城镇户口迁入农村是令人畏惧的惩罚方法。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周素子全家被从兰州“下放”到陕西富平农村插队，商品粮户口转为农业户口。
但由于对陕西农村的生活和劳动不习惯，且在这里举目无亲，一周后，周素子带着孩子们偷偷跑回了浙江老家。但由于在当地没有户口，周素子只能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每逢“五一”、“十一”等节日前夕，当地派出所、公社，都要将外来的“盲流”及可疑分子抓起来关押审查。像周素子这样的“右派”更是众矢之的。
周素子第一次被抓是1970年“五一”前夕，罪名分别为“无户口”、“盲流”。关押他们的是当地学校的礼堂。一问才知道，里面的一大半人都是因为“没户口”被收押。半年后的“十一”前夕，悲剧重演。
在经历了两次被当做“黑户”收押的日子后，周素子准备将户口从陕西富平迁到兰州，再迁回浙江。因为在那个特别的年代，没有户口就等于没有粮食吃，就无法工作。“在那个年代，户口和生命一样重要！”周素子在电话里对华商报记者说。
1971年的浙江到甘肃没有民航，火车也无法直达。周素子从浙江到兰州要经过浙江、江苏、河南、陕西、甘肃五省。“一个小老百姓的户口，要在浙江、陕西、甘肃三省中折腾，而且我当时还是一个‘有罪’之人！如今想起来真的匪夷所思。”老太太感慨地说。
从兰州到徐州（转车地），整个行程周素子只喝过一口白酒（买不到其他吃的）。有好几次饿得快晕了，但当一想到贴身装的全家户口迁移手续，也就不感觉到那么饿了。
西安中洲知青帮助基金会理事、作家姚泽芊对户口一词至今很是敏感。他对华商报记者说，改革开放前，尤其是在他们那一代知青身上，户口基本上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当时城市户口吃饭，凭粮本才能有领粮票、布票、肉票等商品，也就说，没有户口在城里吃饭都是问题，除非乞讨。”
但命运后来和姚泽芊也开了一个玩笑，1968年10月，他被“上山下乡”要求去海南岛。一夜之间，西安“城里人”变成了每天到农场干活的海南岛农民。当年海南的条件很艰苦，为了能离开海南，知青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走关系送礼无所不用。姚泽芊后来通过当兵离开了海南，复员后又回到了西安。他说在当时的那个特殊年代，没有户口的人，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寸步难行。
姚泽芊曾亲眼见到，有一男子在火车上翻看户口迁移手续。结果邻座有人开窗透气，一阵风将户口手续刮出车窗外。男子一阵大哭，喊着“没了户口还咋活啊！”话毕就要往车窗外跳，多亏众人七手八脚拽住。
并不存在的“南大街78号”
王新锋自认为数学成绩最差，但他至今记得1993年秋天的苹果每市斤3毛5。
1976年出生的王新锋是宝鸡一个小县城的人。王家世代务农，到了王父这一代，终于当上了村干部。在农村，村干部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交往很广泛，外面人来村里办事，首先想的是找村干部。
外面的人见得多了，包括王家人在内的村里人都开始羡慕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即便是县城人也让他们感觉很是稀罕。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村孩子要想跳出“农门”，有两个路径可选择：考学或当兵。考学后分配工作自然成“公家人”，当时的当兵复员后也是安排工作的。在那个时代，即便是工人也拥有城市户口，属于“吃皇粮”的人。
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青年当兵复员后不再安排工作，考学成了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王家有三个孩子，除王新锋学习中上外，姐姐弟弟的成绩都很一般。这一切王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不希望三个孩子将来都和他一样在农村种庄稼、种果树。
有一天突然传来消息说，城市户口可以买了。只要缴纳5000元，农村户口就可以变更登记为城镇户口。
在当年的中国，许多大城市工厂单位到小县城招工，都会注名“城镇户口”优先。也正因如此，王父痛下决心说要为三个孩子买户口。
在1993年的陕西农村，15000元于一个农村家庭而言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但王父说他“豁出去了，不要让娃娃们再和我一样”。
当时王家只有5000元积蓄，为了凑够剩余的10000元，父亲将家里所有的苹果都卖了还不够，于是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巷低价收苹果，然后又卖给外地来的苹果贩子，从中赚每斤5分钱的差价。
北漂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