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头月饼券

　　一张纸让经手的人都赚了钱

　　在月饼的光辉岁月中，还衍生出了一种行家口中的“怪诞的金融现象”。

　　城中一家知名老牌饭店的中层管理人员赵女士说，该店以前热销的一种200多元的盒装月饼，从馅料、面粉到包装等所有成本加起来，不足50元。给员工下任务时，按120元发券，让他们6折左右卖给团购客户。

　　因为信息不对称，六七折拿到月饼券的采购者，会认为自己占了便宜。而拿到月饼券的员工或者送礼对象，会以6折甚至5折甩卖这张券。“我需要送人的不多，以前单位发得多，两口子最少6盒，也吃不完，就随便卖了。”陈先生和爱人是省内一家公路系统国企双职工，他说，“没啥亏的，反正留着也没用。”

　　黄牛们从中嗅到了商机。华商报记者通过某知名电商网站，联系到了一位“月饼券商”。“别看我卖6折，但质量你放心。因为我都是四五折从酒店内部收来的。”“券商”说，可以提供西安多家知名酒店的月饼券，而且有发票。

　　据赵女士透露，很多时候售出月饼券会比实际准备的月饼多，“行情好的那些年，多印百分之二三十都是有的。”这些月饼券在市场上流通之后，最后回到印发者手中，他们仅凭这张自己印的“纸”，已经直接拿到面值20%的利润。供职金融业的白先生说，这类似于“期货交易”。“对这种券而言，月饼只是一种标的，它可以实际不存在，这种原本用来提货的凭证衍生出了金融属性。因为各环节并不需要真的见到月饼，传来传去的都是那张纸。”

　　如果“饼券”超发怎么办？“不会出现的，就算真有超过预期的券出现，要领月饼，只要追加生产就行了。”赵女士说，“反正我们咋都不会亏。”

　　白先生算了一笔账来说明其中的利益链。“卖方印一张面值100元的券，60元卖给经销者，经销者以65元一张卖给了买单者A，A将券送给B，B以40元一张卖给黄牛，卖方再以50元回购。即使没有这盒月饼，卖方赚10元，经销者赚5元，A送了人情，B赚了40元，黄牛赚了10元。这是典型的证券化。真正亏的只有A。”

　　而A的角色，以往是由谁扮演，不言而喻。上述代工企业负责人说，酒店往往要求他们“包装一定要上档次”，但很少要求口感和内容，所以他们对上游馅料商也就没要求，“只要卫生就行，这是底限，吃坏了人或变质，大家牌子都砸了。”各个环节压下来的成本，在卖方之后的各个环节一一释放，成了皆大欢喜的“共赢”。

　　政策风向变后，这样的利益链被打破。影响有多大？能影响企业上市。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州酒家”）的IPO（首次公开募股），在3日的证监会发审委的会议上未获通过。作为广州国资委控制的当地老字号餐饮企业，除了提供传统酒店服务项目，更以生产销售广式月饼著称。2011-2013年，月饼系列产品给广州酒家贡献营收占公司总营收的比例分别达44%、46%、45%。所以业内分析，IPO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主要的营业收入来源是每年仅卖一次的月饼，且业绩季节性波动明显，如今又被政策影响。出于审慎原则，当然不会给它通过。别说上市，未来它能不能活下去，还得看转型如何”。

　　月饼DIY

　　大政策下的小市场

　　月饼市场的急速转身，也带来了一些别的变化。杜静是个8岁男孩的妈妈，在西安市南郊一栋写字楼里开了一家私房咖啡馆。中秋前，她推出了“DIY月饼”服务。

　　“以前月饼就是换来换去，是一种媒介，大同小异。DIY月饼不但可以带着孩子享受互动的乐趣，送人还显得更有新意。尤其在现在食品安全堪危的环境下，自己亲手做，无防腐剂、添加剂，自己吃和送人都更放心。”只能容纳十来人的小咖啡馆，活动当天，有8个人来DIY。

　　杜静的DIY月饼只能算是政策禁令下的一种商机，也是月饼行业在大政策下的小市场。她从超市买来原材料，提前加工好馅料。“主要是蔓越莓、豆沙、莲蓉、玫瑰做馅，再提供糯米粉让顾客包。制作过程有长短，一种手粉的要40多分钟，蒸粉的要一个多小时，但选后者的多，因为参与度更高。”

　　杜静说，一盒30元（6个）的DIY月饼并不能让她赚钱。“就是赔本赚吆喝，为自己的咖啡馆宣传。小批量从超市购买原材料，一个月饼成本4块，包装盒1块，算下来一盒最多赚5块，何况我还送一杯饮品。我儿子的英语学校也搞DIY，8块月饼都80元呢。”

　　“基本都是女性，妈妈带孩子来互动，或是年轻姑娘亲手做给恋人。”杜静说，以前月饼是用来送的，主要消费群体是男人，“男人并不关注实际内容是什么，只看面子。现在回归了吃的本质，那自然是女性成了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