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记者获悉，日前，被媒体称为“西安最牛村支书”的未央区徐家湾街办北辰村党支部书记葛七宝，经西安市未央区纪委研究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其违法问题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报道，未央区纪检监察机关，针对区内“百村城改”计划实施中，农村基层干部违纪违法行为易发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集中整治。目前，共受理涉及农村基层干部信访举报139件，立案44件，查处44人，5名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被开除党籍。
单从已公布的集中整治的数字来看，“苍蝇”不可谓不多。这让人想起了，此前中央巡视组曾在反馈中出现过“小官巨腐”这样一个颇为显眼的新提法，特别是“都市村官”贪腐问题被正式摆上了桌面。当村官能够在声势浩大的“打虎拍蝇”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说，此类苍蝇，数量之多，危害之大，显然，“苍蝇”亟待拾掇。
当人们还把“别拿村官不当干部”挂在嘴边，可村官们的腐败程度早已达到或赶超着“干部”。是的，再小的官，他也是官，小官腐败起来一点也不亚于“大官”了，“都市村官”的任性似乎到了野蛮的程度。由于村官离群众最近，离监督太远，法治意识淡漠，所以，一旦任性起来，他们就直接伤害近在对面的群众，既为腐败，势必存在着监督失位的腐败共同逻辑。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历史地看待“都市村官”，他们的“任性”并非天生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也只有进入历史，才能探索任性的基因所在，找准病根。
南京大学肖唐镖教授把我国村干部代际变化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初期及以前，这一阶段的村干部大多“红”且“权威”，这一时期遴选村干部最看重个人品德;1980年代末特别是1992年之后，这一时期的村干部大多看重的是经济，用的是“富人”;而从1990年代中期至今，大多是“强人式干部”，这一时期“重势力、用强人”。
显然，每一个阶段的村干部特点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换句话说，今天的村官，往往都是这些“强人式干部”，正如有学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认为“强人式干部”治村，不仅是基层政府的需要，也是农民的需要。尤其是，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利益的蛋糕不断变大，牵涉农村土地征收及工程建设等等，“强人式干部”才能完成对上对下的双重任务，老好人式干部显然难以胜任。
问题恰恰就在于，权力约束不够，强人就时不时展露出“强权”一面——谁掌控了村委会权力，谁就控制了利益分配。诚然，我们有法定的罢免程序，但基于风险和成本的考量，农民不到万不得已，不足以也不敢轻易挑战“强权”，如此情况下，治理村官，最可行的路径便是，只有等待上级部门的强力介入。现实中，村官的腐败程度，大都与上级介入的早晚和力度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村官问题，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在普遍由强人充任村官的时代，或者说，选任的大部分都是“强人式干部”，要让强人克制“强权”，势必要求上级监督容不得丝毫打盹。一方面，要对强人实施“盯人式防守”，及时发现问题，莫等问题恶化，另一方面，监督和帮助村民落实村民自治，逐步建立起健康的、科学的农村治理生态。
编辑：王秋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