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陕西首个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 靠说理解决医闹

　　袁嘉铁发现，一些“无法接受”的背后，是对医学的不了解。比如，病人更换股骨头，却能影响心和脑；有的手术，医生已经加大麻醉剂量，但对患者不起作用；还有人生孩子，前一天的检查都正常，可上了手术台，胎位却横了……

　　不止一名医生曾向袁嘉铁抱怨，“有的病治不好，可能有医学问题、有技术问题，也有病人身体状况问题，没治好，死了人，不能一概怨医生，更不能人身攻击和打砸设备，要不，谁以后还敢当医生?”

　　“坐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出结果的”

　　刚到医调委时，身处纠纷调解现场，袁嘉铁有时会不知所措。这时，他会将目光移向两位“老师”——56岁的李静安和57岁的周建国。他们是咸阳市医调委的两位副主任。

　　2010年，咸阳市医调委准备筹建之初，负责人看中了李静安和周建国在基层的多年工作经验。医调委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之外、是受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的半官方人民调解组织，需要在法律和纠纷调解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人。

　　周建国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干过记者，之后转行进了司法系统。他始终保持着谦和的作风，爱给人递烟、倒水、沏茶。见了比他年龄大的人叫“老哥”“大姐”，年龄小的叫“兄弟”“妹子”。通过这么做，周建国希望让医患双方觉得他是“伙计”，是朋友，而不是“官”。大多数时候，面对情绪激动的纠纷双方，周建国都是在倾听，记录，偶尔插话，追问细节。几年前一场大病，他落下了说话不利索的毛病。有时，双方已经将事情经过说了，他还会“你……你……你”半天，然后问“能否再说一遍”。

　　如此不紧不慢，周建国有自己的道理。他认为，多次的诉说，有利于发泄医患双方的情绪，再加上，医患纠纷往往事发突然，当事人或家属容易语无伦次，“很少有人能耐心听完他们想说的东西”。在仔细倾听中，周建国可以重新捕捉到一些被人忽略的细节，从而找到有利的证据。

　　然而，倾听当事人的讲述只是调解工作的一部分，周建国常套用毛泽东的话总结，“调查如同十月怀胎，结论如同一朝分娩”。大部分时间，周建国会在法律专家和医疗专家的帮助下不断论证和调查，“坐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出结果的，没有调查依据，调解也很难让双方信服。”

编辑：蔡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