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围股市节节上涨之际，中国股市却一再创新低，如今重又回到“1”时代，而上次回到“1”时代是在4年前的2008年。对于股市如此表现，人们并未见到监管部门采取哪怕是蜻蜓点水的动作，这让广大股民倍感失落。

　　现在市场正在讨论中国股市为何熊冠全球，谁又该为股市的跌跌不休担责？一个流行的似乎大家都认可的看法，是经济的下跌及由此造成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它既无法解释2009年以来中国股市的长周期下跌，而在那几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却是一枝独秀；也无法解释今年9月后经济开始企稳的趋势。最新公布的11月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这一先行指标已连续三月缓慢回升。然而，股市却在近几个月经济企稳之际加速下跌，这就很难用宏观经济解释得通。

　　所以，需要为股市的长期下跌寻找真正的原因。我曾在文章中列举了三个因素，可归结为一个根源，即相关政府部门。

　　很多所谓市场派人士极力反对政府救市，认为政府不该人为干预股市，政府救市只会使市场更依赖政府，强化中国股市的政策市特征，且从效果来看，政府也救不了市，历史上监管层曾七次叫停新股发行，但结果表明，三次上涨四次下跌。此论调看似有理，可要清楚中国股市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市场，所谓“政策市”称呼本身就意味着政府对股市的干预很大，一个政府从来没有脱身的市场凭什么可以让政府眼睁睁看着股市不断下沉，几千万股民的利益被利益集团绞杀？何况，在股市疯狂上涨时，呼吁政府干预，股市非理性下跌，政府救市就是反市场？

　　另外，用救市无效果来反衬不该救市也无说服力。因为过去七次叫停新股发行涨少跌多，并不能推断这次救市就一定没效果。过去救市之所以会出现那样一个结果，更主要的是在救市的同时没有针对股市沉疴进行有效治理，致使每次救市后，市场的问题照样存在，甚至还有所加重，当然市场对救市的反应就不敏感了。

　　我主张政府需要救市，理由有三点：一是政府对股民有信托责任；二是股市的制度缺陷是由政府造成的；三是政府救市不仅仅是救股民，也是救中国经济。后面两点不谈，主要谈谈第一点。不错，监管部门在股民入市时，起到了告知义务——所谓“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但这并不能否定政府对股民隐含的信托责任。政府发展股市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企业融资。企业融资的钱哪儿来？来自广大股民的投资。股民为什么要投资于股市？是因为他预期政府能让他在资本市场获得回报，没有股民进股市是为去做雷锋或当炮灰的。假如股民预期他注定会亏损，怎么会进入股市？所以，股市建立的目的，一个隐含的前提是，股民能从股市取得财产性收入。政府的政策事实上也是这样宣传的。

　　当然，股民能从市场取得回报，指的是作为整体意义上的股民，单个股民在某个阶段，有盈有亏，甚至长期亏损，都很正常，然而对整体股民而言，尤其从长期看，应该是盈大于亏，否则，从股民来说，股市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可从中国股市的情况看，有关统计显示，股民长期来都是亏得多，赚得少，特别是今年，高达90%以上的股民亏损，更有四成股民亏损过半。十八大报告再次确认要给老百姓财产性收入，一个长期让股民亏损的股市，怎么去取得财产性收入？不能从股市获得回报，政府隐含的对股民的信托责任怎么体现？

　　所以，姑且不讲政府的制度设置失误导致股市风险频发，在股市下跌时，政府本应履行自己对股民的信托责任，不能在市场化借口下，放任市场不管。

　　（邓聿文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编辑：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