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办、乡籍自治会以及带着农村问题进入城市的游商已经改变了街头的权力场。

　　城管的名声是坏掉了，这在舆论竞争中特别明显。尽管现在的声音稍微多样，但贬抑城管的明显盖过褒扬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批评城管是容易的，而且确实也占据大多数的道理。然而，批评的局势也在变化，最根本的是，城管批评者陷入了困境。

　　三月份广州发生两起小贩与城管冲突，批评者至少从三个层面暴露了阻力。审美层面上，一边倒地批判城管的立场有些难为，理性派足以卸除很多力道。人道层面上，就事论事的事实派不敷使用，有转移焦点的嫌疑。权力层面上，谏言无力带来犬儒式的行动厌倦。

　　对城管进行理性评价是很实用的考虑，毕竟在这么多年的体制内拓展，城管系统已经成功地从单一部门衍生出覆盖城市行政的权力结构。“没有城管，似乎还不行”——这是大多数所谓理性理论的依据。顺着这个思路，人道主义立场的城管批判，开始流行起来。

　　比如在广州的冲突中，小贩被打就批评城管，城管被打就批评小贩。这种局限在事实范围的批评，不涉及冲突的背后成因。也可以说是搁置对城管合法性的争议，批评的锋芒不作铺张，拘泥于事实，而又软化批评的身段。这样的批评视角似乎可以自洽，足以自满。

　　这些批评逻辑的困境是一致的，既要指责城管体制的弊病，又因城管存在的巨大现实而忌惮于提出方案。批评城管，而不反城管，就成了主要的评论笔法。评论者在提笔之前，已经屈从了城管的扩张性存在。还有一种可能，是厌倦道出城管体系幕后的权力变异。

　　城管经历了最近五年的扩权，凭借一种相当不安的生存焦虑完成了对行政诸领域的入侵和占领。从某种意义上讲，城管为政府代言，城管不仅要扮演政府，而且它与政府形状重叠。以广州为例，城管的职权包括查违建、拉土车、户外广告等，街头治理只是很小一部分。

　　秉持人道的批评立场，或对城管的单方面谴责，都吝啬于描绘城管权力在城市中的关系图谱。对城管而言，它与小贩的街头冲突早已不是城管权力的核心部位。批评者碍于各种限制，对于街角的权力运作没有给予足够的评论视野，导致批评失去了重心。

　　城管部门历经舆论的羞辱，养成了戒备心理和攻击心态，而且变得更加灵活机动。广州小贩挨打的时候，城管委主任一声不吭；当协管员被刀砍时，他在第一时间出面发声，并渲染病危、重症病房等。城管利用批评者的软肋进行舆论反击，后者因立场局促无法相争。

　　另外，城管对利益格局的深度介入，已经使得它在操控舆论上发挥比从前大得多的影响力，甚至于叫停报道或评论都在公关选项上。城管可以通过声讨社会的刻板印象，来撑大同情者的规模。它说自身遭受了舆论“虐待”，从而掩饰城管权力的实际版图。

　　城管的合法性问题，似乎不再被批评者所认可。因为合法性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它是与建设方案一体的。回避合法性问题，也就等于不用提出方案，批评者可以趁机卸掉智力及责任负担。继批评视角的困境后，不知道或不愿意面对合法性问题，批评者遇到更严重的困境。

　　用权利——权力的二元结构去套取小贩——城管的关系及冲突，是批评者面对政府这个批评对象时惯常的思维。但是，因为行动的迟缓，跟不上批评，导致这个批评框架失去了吸引力，更被遗弃。如果要重新启用，以应付城管批评的挑战，恐怕得深化架构。

　　城市街头的权力格局，早已不单是城管一统天下。街道办、乡籍自治会以及带着农村问题进入城市的游商已经改变了街头的权力场。城市与乡村失去户籍的政治隔离后，乡村小贩乃至其二代、三代，源源不断地进入街头谋生，街头人数的量变势必导致权力的质变。

　　根据大趋势，城管在建立与城市传统权力的关系后，很可能要在更广泛的城乡权力格局的变迁中担任角色。至于角色为何，目前还难说。但城管与小贩的街头游戏，属于对城乡冲突的承接，一定还会让城市去消解它的力道。如果顺此做文章，批评者或许可以解围。（宋志标 知名媒体人）

编辑：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