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王启峰
不得不说，网络的出现，让过去数千年的熟人社会，从短短的二十多年，一下子步入信息带来的匿名陌生人社会。社交介质带来的社会变革，给公共管理带来几乎全方位的压力和挑战。
其中一个就是，基于社会信息化下的开放与自由，如何保证社会有一个相对有效的秩序，如何在个人权利受到保护的同时，不损伤公共利益？匿名陌生的环境下权责不对等，于是实行实名制管理便成了有关管理部门和机构的一个选择。
而就在昨日，工信部下发的《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正式实施。此次纳入法律强制执行的“电话实名制”的适用范围有所扩大，除了手机用户外，固定电话用户、宽带用户甚至是无线上网卡用户都包含其中，被誉为“史上最严电话实名制”。
手机实名制、火车票实名制、微博实名制、感冒药实名制，避孕药实名制、口罩实名制……近些年，实名制作为一种社会管理的手段，似乎备受推崇，社会公众总能在无意间就被实名了。难怪有人说，我们已走进一个实名制的时代。
我们也要承认，对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实名制只是众多社会管理手段的其中一种，并不具备普遍适用性，也不是所有社会事务的管理，都可以简单地以实名制“代劳”。不少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曾经那些引起关注的种种实名制，有很多并没有真正起到社会预期效果、实现制定初衷，甚至一些实名制只是一番热闹。
“实名制”的诚信理念
其实关于实名制，历来争议不断，尤其是从2004年5月18日出现全站实名制的网站后，更是引发持久的争论。支持者认为，实名的好处在于权责统一，增强信息的可信度和公共空间的信任度，而网络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沟通方便并非是否是匿名。但反对者则认为，信息社会的魅力就在于匿名，虚拟的空间里大家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甚至很多人引用了1993年《纽约客》杂志一幅漫画的标题“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来作为反对的理由。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实名制是现代匿名社会的管理基础，是社会规范得以遵循的依靠。实名制可以预防和震慑部分不法之徒散布虚假信息、从事诈骗犯罪、制造社会恐慌和社会冲突，使坏人难以借助匿名手段和工具肆无忌惮干坏事。比如，储蓄实名制打击了贪污受贿问题，一定程度上监督和限制了众多处于权责便利位置的官员；火车票实名制将一定程度打击倒卖车票现象，方便更多外出务工人员回家过年；网络实名制也有它打击谣言的作用；感冒药实名制可以遏制一些毒品提炼的违法犯罪行为……
而这种实名制的理念，投放在争议最大的网络空间里，最大的益处就是，使得每个在虚拟世界的人，都必须像遵循现实社会的法律法规和道德准则一样来约束其行为，从而有效降低和避免了新的犯罪行为发生。
尤其是网络虚拟交易开始大行其道的当下，实名制是解决安全和信用的一剂良药。在虚拟的市场里，每个参与的人，必须以现实社会的某种真实信息来保证其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种以“诚信”理念为基础的实名制，也是虚拟社区群体交流的基础，因为它能够营造一个真实交流的氛围，使人们之间的沟通更为有效。
这也是工信部推行“史上最严格电话实名制”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那些并未达到预期的“实名”
从储蓄、看病等少数能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实名，到网络、手机、自行车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件的购买和使用，再到个别地区连购买猪肉、避孕药也要“实名制”。实名制作为公共管理的手段之一，几乎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管理部门推出实名制的时候，都有着合理的逻辑和美好的预期，但无可避免的是，每一种实名推行过程中总是争议四起。争议的一个很大因素是，人们看到之前很多实名制推行之后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事实上，回望近年曾引起关注的种种实名制中，许多实名制方案未能得到落实。2007年9月27日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规范自行车购销管理的通知》，规定从当年12月1日开始，凡是新出厂的自行车销售一律实行实名制，顾客购买时需提供身份证，销售网点通过非机动车管理网进入登记。但规定出台伊始就未被执行，这一规定也早已被取消。
2012年6月，广州推出垃圾袋实名制，以详细的家庭信息来迫使民众认真对待垃圾处理问题。但因可能泄露个人隐私遭到反对，后来主要依靠对公民加强环保教育。2011年底福州和厦门等地规定购买紧急避孕药实名制，但这一规定引起民众不满，导致此项规定在2012年初取消。
在今年5月，因民众反对云南昆明PX项目，云南安宁市下发通知，要求口罩销售实行实名制。但此规定一出台就立即遭到媒体和网民的质疑，事后没几天，此规定在质疑声中无疾而终。如果这些实名制从实名走向实亡，背景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本身就存在对公民权利的压缩，那么还有很多实名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是因为实名管理本身就不够严谨。回溯实名制，最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当是在2000年。
当时，为了遏制金融诈骗、整顿金融秩序、打击公款私存、遏制贪污腐败，在当年4月1日，国务院下发了《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推行储蓄实名制。但最后相比政策的初衷，实际的效果十分有限，实名制之后，金融犯罪仍居高不下，原因在于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户籍管理的缺陷，使很多人有多个身份证明。此外，规定本身不彻底，没有对2000年4月1日前的虚名存折进行清理，有的至今还在使用。
实名制尚需管理前移
多数实名制走入了“死胡同”，说明基于“实名制”的各种配套措施还不完善，在旧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一些新的“实名制”又抢先出名。
从最初的时间点和表面上来看，实名制作为一种公共管理的方式，大的方向是好的。但实际的效果却未必是“一实就灵”。让人们感受最深的例子就是，火车票虽然实名制了，但票贩子依旧存在。
一些部门喜欢把实名制作为公共管理的“灵丹妙药”，很少去分析什么时候推行实名制才有效，依靠实名制所治理的社会问题背后的成因是什么。以手机实名制来说，其中一大目的是以此来解决垃圾短信的问题，可实际上，垃圾短信有两部分来源，一是内容提供商，一是个人用户，前者通过运营商批准的接入服务发送短信，后者通过购买手机卡发送短信。而手机实名制只是解决个人用户乱发短信的问题，但对于垃圾短信来说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由此可以看出，实名制遭遇的尴尬背后，存在管理部门的一些惰性思维。如果管理措施能够前移，比如打击犯罪，通过综合防控体系来完成；打击造谣，通过立法和道德来管理，通过周密的制度设计，在源头上加以防范……
社会管理依靠“实名制”，使得实名制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指责，这不能不说是“实名制”的悲哀。
实名不能承载社会管理之重
人们之所以认为，实名制只是限制和收缩了公民的权利，是因为当普通人被实名的同时，最应该一些公权行为，自身很多事务都还处于灰幕之中。实名制造就的机会不平等与不均衡，加剧了人们对实名制的不满。
这些年来，在呼吁政务公开、三公消费等方面外，在2007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崔琳在其一份提案中建言，推行公务用餐费用公示制和实名制，让公务招待事务接受行政审计和民众监督，这被舆论评价为“唯一表达民意的实名制”。
有专家曾提出，实名制涉及一个根本的法律问题：是否承认有公、私领域之分；如果承认，又该如何划分？公权力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方式，才可以进入私领域？
一些社会管理者在未能区分和仔细思考这些问题的情况下，推出一个又一个的实名制，其透露出来的社会管理思路，与现代社会的共同治理产生了分歧。在分歧之下，部分实名制成了一些地方维稳措施当中的一个手段。
有人说，实名制就像一把无形的锁，可能被反锁，也可能被撬开。这话的确在理，不去根治各种社会问题，不去运用智慧、运用常识，设计出更好的制度，而是把维系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在各种“实名制”这把锁上，显然是不可靠的。
尤其是在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下，实名制，只是众多社会管理手段中的其中之一。更何况，技术革新的速度，远超政府管制创新的速度，借用“实名制”强化社会管理的做法，并非上策。我们既要肯定实名制给这个社会带来的一些积极效果，同时也不能把社会管理的手段全部押到实名制上。
于是，我们需要把实名制用到它能发挥积极作用的领域，同时也要对实名制进行去魅。因为，实名制，自身不能承载社会管理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