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执法办案，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

　　记者：这20年，是中国变化最大、最快的20年，反贪工作是怎么做到与时俱进的？

　　张学军：20年来，随着时代发展，反贪工作也遇到很多新问题。早期反贪是“以袋为界”，看是否装进“自己口袋”。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就要逐渐学会辨别，譬如脑力劳动算不算“劳动”？知识分子的“炒更”(广东方言，指业余兼职)，算不算“犯罪”？还有“投机倒把”罪，计划经济时期把长途贩运看成投机倒把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能那样看了。

　　当时我们在广东执法遇到了三个矛盾：计划经济时期的立法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法矛盾、变革时期经济政策调整变动性和法律相对稳定性的矛盾、全国情况普遍性和广东先行一步特殊性的矛盾。

　　这就要求我们执法办案必须区分三个大的政策界限：罪与错、罪与败、罪与风。即犯罪与犯错误、犯罪与失败、犯罪与不正之风。区分好罪与非罪的界限，以“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指导办案，才能在打击贪污贿赂的同时，保护一大批勇于改革、敢于探索的干部。具体说就是“四看四指导”：一看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二看党和国家最新经济政策，三看行为是否符合犯罪四个构成要件，四看案件时间地点条件，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办案既是一种执法行为，又是一种哲学实践。在中国执法办案，就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

　　“新时期形势更复杂，任务更艰巨，群众期待也更大”

　　记者：20年来，反贪工作发生巨大变化，“阳光检务”全面推行。新时期，又面临怎样的反贪形势？

　　陈武：1989年，广东全省有15个检察院还没有公务用车，102个检察院没有执法用车。而到今年5月，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几经整合，已形成网络、电话、群众举报社会监督新格局，积极推进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检察系统案件查询机制建立，依法办案步伐加快。

　　新时期，反贪形势更复杂，任务更艰巨，群众期待也更大。高智能的证劵金融建筑领域犯罪，犯罪转移和隐蔽性增强：如境外交易，境内办事；远期回报，如现在办事，退休拿钱；自己办事，远亲收钱等。窝案串案、行业领域团伙作案突出，商业贿赂案件、涉农案件居高不下，高科技手段增加了作案的隐蔽性。面对新形势，我们基层县一级反贪力量仍然不足。为此，省反贪局正积极引进法律、电脑、审计等专业性人才，以适应形势变化。我们还将积极适应网络时代要求，发挥媒体联合监督作用。

　　今年的全省反贪工作会议上，检察长郑红强调，全省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要全面推行“一案一评估、一案一建议、一案一教育”的“三个一”办案机制，总结经验教训，检验工作绩效，扩大办案效果，“促进法律监督水平的提升”。此外，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工作也摆在了同样重要位置。

　　1989年至2009年6月，广东省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35468件40880人。查处大案26225件，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要案2286人，其中厅级干部200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62.8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