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毕诗成

　　重庆打黑，全民叫好，但本周风向骤变，一股忧虑、怀疑甚至质疑的情绪急速汇集，附着在沸沸扬扬的“律师造假门”之上。

　　12月13日，为“黑老大”龚刚模提供辩护的律师李庄，因涉嫌伪证罪被重庆警方逮捕。舆论哗然，有人认为李庄素有劣迹，“进去是正常的”；也有人认为疑点重重，律师执业权利被伤害，甚至称这俨然是人治对法治的戕害。长期饱受诟病的 “刑法306条”(规定了辩护人、代理人的伪证罪)，再次摆到了辩论台上。

　　一边是重庆警方利用媒体发布“罪状”并强调依法打击“黑律师”，一边是律师界人士呼吁异地侦办搞起“营救”……事情显得很复杂，李庄个人的是非，被裹挟在律师辩护权利之中，警方揪住“个人劣迹”，律师界揪住“辩护权利”，这使得“对撞”显得有些各说各话、鸡同鸭讲。

　　欲求复杂矛盾简单化，办法或许只有一个：将一件事掰成两件事，把一扇门看成两扇门，然后桥归桥，路归路。具体而言，就是把李庄的罪与罚，和306条的是与非分开审视，门开两扇，各求关法。

　　应该看到，李庄有没有罪与重庆警方有没有依法对待外地律师，不能简单画上等号；整顿律师队伍与实施正当司法程序，也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非要把两件事搅成一件事，就会跌进陷阱——— 毕竟案件仍在调查，外人光靠推测是没资格下定语的。而为李庄打抱不平的“谴责派”似乎也搞出了一个错误前提，“即便律师造假了，也是小事儿；而公权机关戕害辩护权利，才是大事”——— 这种高调把律师复杂生态的“潜规则”，从“可以理解”的情理角度上升到“可以原谅”的法理角度，很难立脚，也很难服人，毕竟“整治黑律师”也是理由。而设若证据坐实李庄是律师队伍的 “害群之马”，难道要求律师正当辩护权利的命题就不存在了不成？

　　李庄“律师门”的爆发威力，既来自于重庆打黑举国关注的特殊背景，更来自于刑事案件中律师辩护权羸弱、很容易遭致刑法306条打击这一长期发酵的严峻现实。该条款为约束律师行为，设立了“律师伪证罪”，却成为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由于律师与司法机关地位不平等，律师很容易因“306条”被抓辫子，导致很多律师在现实中举步维艰。

　　大家对李庄的“遭遇”很紧张，是担心违背法律程序的“下马威”之举，令本来就很艰难的刑辩律师更加艰难。这表面是律师权益的损失，但因为当控辩双方无法形成合理的力量平衡之时，刑事案件就会成为检察官的一言堂，为人治代替法治留下足够的空间。归根到底，受伤害最深的，还是底层个体的权利。因为历史一再证明，当法庭上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就是冤假错案发生的时候。而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在某一刻成为那个具体的受害者。

　　律师界的确良莠不齐，但就现实而言，唯有捍卫律师辩护权，才能较好地推动法治的进程，抵消公权可能对私权形成的侵害，这是法治进程绕不开的路径。这次“律师造假门”堪称中国法治遭遇的一个十字路口，急需理性、有耐性的抉择——— 既要揪出“臭蛋”，也要保护好其他“鸡蛋”；既不能被认为律师的“劣迹”可以被纵容，也不能让刑事案件辩护率和辩护质量进一步雪上加霜。

　　种种迹象表明，李庄跌入“造假门”，对于中国的刑辩律师和刑辩制度都是一个涵义丰富的事件。唯有建立于法治信仰基石之上的公心、克制，才能实现强硬对抗的 “软着陆”。这一来需要办案机关摆案说法，就现被质疑的疑点耐心回应，让公众信服李庄案证据确凿、程序公正、罪由法定，在个体身上呈现权利正义，并积极欢迎外地律师介入重庆打黑，缓解公众“黑打”猜疑；二来需要全国法学界认真研讨审查刑法306条，在复杂生态面前，简单强调 “只要屁股绝对干净就不会有事”，未免有点罔顾现实的虚伪，不管是废除、修订，还是量化细化、清晰界限，都应尽快遏制约束之名可能被行伤害之实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