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9月10日报道 近日，杭州市拱墅区祥符派出所向“发廊女”家属发信“挽救”女孩一事，引起广泛关注。尽管派出所打“亲情牌”动机良好，而且也暂停了发信行动，但舆论依旧是赞赏少质疑多。

　　人们的担忧在于，它并非孤立个案。7月14日，在湖南华菱涟钢集团公司足球场上，当地有关部门组织了约6000人旁观一场特别的活动——公捕公判大会，会后，嫌疑人和罪犯被游街示众;7月5日，广东东莞清溪警方用绳子牵着一名“小姐”指认现场，并让镇电视台拍摄播放;去年10月底，河南郑州市公安局开展打击涉黄涉赌专项行动后，一些卖淫女的裸照被公布……

　　就在公安部下发通知，要求坚决制止游街示众等有损人格尊严的做法之后不久，依然发生了向“发廊女”家属发信这样的事件，它带给我们的，显然不只是对执法方式的反思。如果没有执法理念的深刻变革，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纠正，就会始终在“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怪圈中循环。

　　从思想深处剔除“有罪(错)推定”的思维，只是执法人员平等、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可疑人员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嫌疑人的罪错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证实，其人格权同样应该得到维护。“罪错应负责任，人格不容侮辱”，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精神。法律可以剥夺人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但不可以剥夺人格权利特别是人的尊严。

　　公捕公判、游街示众是赤裸裸的侮辱。为了推进工作，将“发廊女”或“小姐”乃至罪犯的形象公开化、半公开化，则涉嫌侵犯了她们的名誉权、隐私权，损害了她们的人格尊严。而在最终的司法或行政认定出台之前，给相关从业者贴上带有定性意味和歧视色彩的标签，必然导致他人的社会评价降低。毫无疑问，这种贬损行为，由于缺乏程序上的正当性和坚定的证据支持，侵犯了公民的名誉权。

　　同时，公民对属于自己私人生活范畴的事项，享有依法自由支配并排斥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私权(这个概念首次写入了今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隐私权作为一项绝对权利，任何人都不得侵害——包括不得非法公开公民过去的或现在纯属个人的情况。尤其是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之后的今天，保障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必须成为公权力机关义不容辞的法定责任。

　　一切人权都源于人的尊严，都是为了实现和保护人的尊严。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维护每一个人的尊严，哪怕他(她)有罪有错。这是基本的法治理念，也是文明社会的底线。它应该作为法治社会的一项常识和本能，熔铸于每一名社会成员尤其是执法人员的内心深处，坚定不可动摇，须臾不可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