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

　　改变目前的行政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真正落实宪政体制下的公民权利，把公民的利益的表达纳入体制内，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

　　刚性稳定追求的是绝对的社会秩序

　　根据近年来，笔者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和特点，得出了以下的结论：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这表现为中国政治统治是统一的，还没有发生反对中央政府的行为。刚性稳定是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以社会绝对秩序作为管治目标。

　　在刚性稳定下社会管治最大的特点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且经常把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当成是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比如信访制度，这个制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方面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宪法》第41条，再根据国务院的《信访条例》规定老百姓可以上访，同时地方政府又会说你到北京来上访是非稳定的因素。信访是民众解决问题和社会参与的方式，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非稳定的因素呢?所以这是刚性稳定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追求的是绝对的社会秩序。

　　刚性稳定它有巨大的风险，现在维稳已经成为了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本，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为了所谓稳定，地方的官员都要跑到北京来抓人，跑到北京来搞办事处。这种稳定也扰乱了整个国家，所以现在一提及社会稳定问题，我们就碰到最大的麻烦;只要地方政府说这个牵扯到稳定问题，你一切想法都完了。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上的最高目标，一切改革、一切东西都被稳定压倒一切制约住了。所以我们为了要“不折腾”，我们可以牺牲改革，所以我们可以牺牲法律赋予老百姓的权利，因为它触犯了所谓的稳定。而这个稳定唯一的目标是什么?现在为什么流行着这样一种悲观情绪?就是大家都感觉到这种稳定能持久吗?我告诉你不会，这种稳定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

　　矛盾不解决总在那里，压力越大反弹越大

　　笔者刚用刚性稳定来表述目前中国的稳定状况，其实压力维稳是这种刚性稳定的维持机制。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基层官员不堪重荷。中央和上级政府把维稳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试图约束基层官员的不当执政行为，但是这种约束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异化为维稳压倒一切的现实考量。致使很多基层官员不得不疲于奔命于和维稳相关的事项，尤其是在国内外有重大活动的所谓“敏感时期”，基层官员更是得紧绷早已脆弱的敏感神经，广泛动员群众，把维稳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

　　财政支出越来越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压力维稳需要较多的财政支出和资金投入，尽管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

　　矛盾不解决总在那里，压力越大反弹越大。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系统中，压力是循着自上而下的路径传递的，但是底层民众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他们就会突破这个传递路径，直接向最高执政者诉求，这样就会打破官僚制的层级，扭曲压力的传导机制，最终形成中央压地方，地方压民众，民众压中央的恶性循环。纵观中国几千年治乱兴衰的历史，没有哪一个统治者能够长期掩盖和回避矛盾。

　　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

　　当矛盾加深，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各种社会力量就要开始寻找底线了。假如不这么做，大的社会动荡就会发生，会彻底破坏社会秩序。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定的底线呢?在我看来，如何促成宪法的真正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应成为全社会的公识!

　　社会矛盾多发，是因为公民的宪法权利不足吗?的确，中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还有许多改善和提升空间，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例如，宪法规定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等。

　　法律文本并不落后，但在现实中往往难以落实，甚至被层层的条例、细则、办法和"红头文件”等稀释，有法不依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比如，《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却不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样一部行政法规，野蛮拆迁的情况还是层出不穷;手持燃烧瓶却锒铛入狱的潘蓉，以自焚相“威胁”却最终身亡的唐福珍，都被逼入无奈、惨烈的境地。

　　社会矛盾难以解决，是因为没有制度性的裁决机构和权利救济渠道吗?并非如此。中国宪法规定由法院来承担这一职能，它向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问题在于，地方法院在人、财、权等方面不能独立于政府，这造成审判权力的地方化，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官民冲突中的“政府保护主义”。

　　中国目前需要一批仰望星空的人。守住了宪法，就守住了民族的未来，每个人都有责任和有义务来维护宪法。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凡是遇到违背宪法的问题，公民就应该站出来，以实际行动维护宪法、落实宪法。

　　为了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需要适时推进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在我看来，首先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改变目前的行政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真正落实宪政体制下的公民权利，把公民的利益的表达纳入体制内，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延伸阅读

　　维稳案例点评

　　李昌森

　　维稳维稳，越维越稳，这才是正向运动。一些地方之所以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与这些地方领导的维稳理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直接相关。

　　其一，一些地方的不稳定因素，往往是公民个人权益受到侵犯，民众维权常常投诉无门而逐步引发出来的。

　　一家开发商在未协商好的情况下，就要强拆李国谅家的房子。李在公开场合表示，他将点燃汽油瓶阻止强拆。当地警方得知后，不是积极做好双方工作，而是以“维稳”为由，将李强行扣压，将他家生活用煤气罐、汽水瓶作为“危险品”，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判李1年3个月的刑。被冤枉的李当然不服，到处上诉，走上漫漫维权路。(京华时报2010年3月23日)

　　谁愿意用自焚的方式来维权?谁愿意爬上高压线，冒着生命危险来讨薪?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正常的途径不能维权时，老百姓只好选择“极端”。

　　其二，一些偏激言行，一些“老上访”，往往是因为当政者处置不当，处事不力造成的。

　　好打抱不平的徐林东，因看不惯一家都是残疾人的邻居在宅基地纠纷一事上吃了乡政府的亏，开始帮她写材料，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徐林东所在的大刘乡政府以“维稳”为由，把正在北京上访的徐抓了回来，并将其关进当地的疯人院，一关就是6年半，过着非人的生活，被捆绑多达50多次，电击55次。两度逃脱，几度想自杀。(中青报2010年4月23日)

　　诸如此类因举报当地不正之风被千里追捕的;记者揭黑幕被拘留审讯的;越级上访被围追堵截的等，有几起不是当权者处置不当造成的?谁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要上访、要投诉?越级上访者往往是被蛮横的权力逼出来的。

　　其三，一些强势利益集团无视民众正当权益造成的。

　　南京一民工因讨薪被工程发包方雇人砍断左小臂。一开发商因土地补偿未能和拆迁户达成协议，便强行进行开发，受到阻拦后，工程头目组织了一批手持铁锹、钢筋的打手，并公然叫嚣“打死一个给20万”，“拆迁哪有不死人的?”现场发生流血事件，激起当地群情震怒。诸如此类强行拆迁打死人的，因讨薪被用人方打击迫害的，都是以强凌弱带来的社会不稳定。中国的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谁会拿起上访上诉的武器自卫? (作者为原南通市委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