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杨鹏

　　今年南方科技大学45名教改班的孩子公开拒考事件，将注定成为高考史上不可抹去的一页。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虽然高考一直在毁誉之中纠结前行，但从来没有这般激烈和决绝——— 45人公开拒绝参加高考，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也难怪有论者将其称之为“勇士”、“壮士”。

　　转头想想，拒绝似乎也是一种必然。这45名孩子原本已通过了南科大的“自主招生”考试，事实上已经是南科大的学生，换句话说，一个已经通过“审验”过关的人，还要用不同的标准再“审验”一次，不管有多么必要，这都显得不合理。

　　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在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你不害怕前途受影响吗？”一个孩子的回答是：“现在社会靠的是能力，不是文凭。从选择南方科技大学的那一刻开始，我已经不在乎文凭了。”这话听起来多么牛气，可在当下语境中又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且扪心自问，在举国上下崇拜“国家承认学历”的今天，如果这些孩子中间有我们的孩子或亲朋好友，我们又是否有勇气支持他们和高考如此“决裂”？

　　或许，问题的纠结就在于此。很多人为他们鼓劲、叫好，但也有人弱弱地表达着疑虑和担忧，然而，不管怎么说，在现行体制下，既然已经允许“北约”“华约”“卓越联盟”三家“小高考”存在，是不是可以允许步子迈得更大一点，让南科大完全脱离高考制度自主招生？往深里说，让南科大这个探索者能够真正承担探索者的使命，而不是羁绊于现实动弹不得？这本身就成为摆在包括决策者在内的所有人面前的一道无比纠结的“高考题”。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然要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改革方案必须毫无条件地赞同。既然我们历来都反对为了改革而改革，那同样要意识到，也不能为了支持而支持。比如，南科大言明要“自主招生”，这到底有没有必要？我们能不能想出一个既能顾及现有高考制度颜面，又不妨碍南科大自主办学初衷的方式呢？比如，可以效仿艺术院校招生的方式，学校先自行进行招生考试，进行预录，然后再选取一个较低的高考成绩作为资格准入线，只要被预录上的学生能达到资格线，就可以被正式录取。

　　当然，更为重大、更为艰难的抉择，肯定还是在教育主管部门那里。毕竟，对南科大来讲，立校的目的在于自主招生、自授学位——— 但很明显，无论是自主招生还是自授学位，都是要从教育主管部门的口中扒食的，是要分掉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力的，教育主管部门能否有勇气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力（或者说是利益），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要知道，中国人历来都是聪明无比的，如果在南科大的“抗争”中，教育主管部门敢于放弃，那似乎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不是问题。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老先生在拒考事件后谈道：高考依然是当下比较起来唯一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但是不能“一刀切”，教育制度应该允许百花齐放，而南方科技大学就是这百花齐放中的一朵小花，一棵小草。这话听起来是那么意味深长，连改革者自己都希望以“非主流”的方式赢得在现行体制下的寄生，或许，与现行体制寻求“合作之下的共存”才是较为稳妥的办法。一方面，在教育改革还未真正启动的今天，未来高考，到底是被改造还是被替代，现在尚难下结论，另一方面，南科大改革措施的优劣评估，现在还只在纸面上，对此，尤其要保持足够的清醒，切不能盲目鼓劲，甚至怂恿。

　　改革需要探索者，注定有人要先下河。既然南科大自己都意识到现状一时难以撼动，那教育主管部门不妨给他们尽可能大的空间，否则，类似拒考这样“对抗中求活路”的激进方式恐怕难以避免。改革既然已经不可阻挡，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呵护南科大这棵“独苗”，它承载着国人教育改革的梦想和希冀。古人做过“南柯一梦”，今天我们做“南科一梦”，相信我们可以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