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观点：从未美化只是写出人物的复杂性

　　董健的质疑声音发出后，评论家李星、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董健桥、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幅明等多位专家都针锋相对地转文回应董健的质疑。

　　李星认为，在围绕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之间，孙皓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历史的进步，这使他在《大秦帝国》中对儒家圣人、迂腐而不识时务的鲁国儒生采取了批判性、讽刺性的描写，对于法家人物在执法过程中的血腥却也无所回避。这其中的功过是非，不是后人所能简单判断的，但他对战国时代历史趋势的把握却是不应该被怀疑的。

　　“孙皓晖从来没有将包括秦孝公、商鞅、秦嬴政等推动历史进步的人完美化，而是写出了历史人物性格心理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如嬴政在刚毅、果决的性格下掩藏着的冲动、小仁慈、好大喜功，使他严厉了长子扶苏，饶恕了生母赵姬的罪愆，误用了宦官赵高。”李星说。

　　文艺评论家曾庆瑞先生曾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大秦帝国》在历史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点地域不变的前提下做了许多合理的艺术虚构，创造了秦孝公、白雪、荧玉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对商鞅人格魅力的铸造上，可以说超过了以往无数文艺作品。

　　而对小说将秦文明作为中华文明正源的质疑，董健桥称，“真正对中国后世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创造及其伴生的意识形态，源自春秋战国时期，期间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为后世各种思想流派、政治主张、社会视角、治国理念等等思想理论之滥觞。《大秦帝国》对此的精彩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时思想理论界生动、活跃的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是一种言之有据的观点。”

　　作者观点：写作不为获奖当今社会对秦帝国误读严重

　　对这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孙皓晖也曾撰文回应，他认为：“所有这些批评意见，都表明了一种趋势：当下社会对中国文明史基本问题的关注与审视，正在继续深化，实在是一件好事。这种深化的可能性之一﹐是走向理性地思考与评判，并由此渐渐建立我们这个民族接近于真理性的文明价值评判体系。对于这样一种趋势，我深感欣慰。”

　　昨日，对茅奖的“出局”，他说在他意料之中。

　　孙皓晖说：“我的写作，不以获得任何奖项为目标。能恰恰获奖，运气而已。没有获奖，才是正常的。”

　　对自己的作品，他这样定位：《大秦帝国》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是一部以文学方式重新解读中国文明史的作品。所以，这部作品针对的理念，原本就是秦帝国之后流播两千余年的“非秦”历史烟雾。在中国当今社会对历史上的秦帝国仍然存在严重误读的情况下，对这部展现中国强势文明的作品，发出任何反对意见，都是非常正常的。其中一些激烈的反对意见，正是基于陈腐的历史观与绝对的西方民主观而生发的。这样的意见，更是正常的。“我不赞同这些理念，但是我赞同百家争鸣，一如既往地珍视并维护所有反对者的言论权。我与我的作品，应该接受社会历史的考验，而不会在意任何奖项的肯定或否定。”他说。 本报记者 狄蕊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