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张显走出法庭接受了1个多小时采访，诉说自己没有侵权的理由  本报记者邓小卫摄

　　微博改变了中国话语权的格局，它让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媒体”。然而，在庞大而纷杂的互联网信息传播中，虚假的阴暗的言论反而更符合受众心理，网络谣言让“自由”越来越远离真相。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状告张显一案，在药庆卫看来是一场尊严之战，但对于整个互联网来说，它让人看到了微博时代传播的瑕疵，此案的真正意义在于警醒发言者：在网络上，说话也得负责任。

　　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六个月后，一场关于“名誉权”的诉讼官司，让药家鑫案中的几个关键人物重回舆论中心。

　　2011年8月4日，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向西安市雁塔区法院递交民事诉讼状，以“名誉侵权”为由，将药家鑫案中原告人一方的代理人张显告上法庭。让药庆卫愤怒的是，张显在微博上指责药庆卫为“军界蛀虫”、“陕西司法幕后黑手”、“神秘黑衣人”、“官二代”、“军二代”，以及拥有四套房产等。

　　“为什么杀人者的父亲也成了杀人者?”药庆卫问。他告诉本报记者，张显在微博上的一系列“不实言论”，已经严重干扰了自己的生活，在失去儿子的同时，还要承受外界的诋毁和有色眼光。

　　2011年12月29日，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对药庆卫诉张显一案开庭审理，一场互联网上的“尊严之战”正式打响。

　　药庆卫

　　总要给我们老两口一个活路吧

　　药庆卫没有出现在法庭上，他依然像过去对待药家鑫案那样低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药家鑫被判处死刑后，药庆卫的右脸患上了面瘫，原本沉默的脸上就再也无法有笑容。

　　这已经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药庆卫已很久没有上班，妻子段瑞华在儿子被逮捕之后，忧郁症日益严重，买菜、做饭和照顾妻子就成了药庆卫的主要工作。每天天色微黑的时候，药庆卫才会出门买菜，他担心别人认出来。

　　实际上，在西安市东郊华山厂家属院的二十街坊，药庆卫几乎路人皆知。“在药家鑫案闹得最凶的时候，走在街上就有人指着我鼻子骂。”药庆卫说。无论他怎么隐蔽，总是有人认出他来，指指点点。

　　“我儿子被法院判了死刑，受到了惩罚，这难道还不够吗?”药庆卫不理解别人对他的指责，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但却也始终没搞明白自己到底“坏”在哪儿。

　　对儿子，药庆卫最内疚的是原本为了救孩子一命，结果却把儿子送上了断头台：“孩子是我亲自送到公安局去自首的，没想到结果被判了死刑。孩子临走说想吃妈妈做的最后一顿饭，都被我阻止了。”

　　药庆卫坐在儿子曾经的床边喃喃自语：“到现在我依然相信政府、相信法律。只要案子判了，判啥我都认，孩子给你送过去，就是相信你。只要法律的条款满足了，他做的事他就必须承担，这事没啥说的。”

　　对张显，药庆卫说自己是“忍无可忍”：“儿子已经死了，总要给我们老两口一个活路吧!”药庆卫有些后悔自己在药案最关键的时刻没有站出来，但他随即释然：“我站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当时舆论一边倒，我说什么有谁信呢?我干预不了司法，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也没有这个能力。”

　　而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张显在微博上号召“痛打落水狗”，强大的舆论攻势让药庆卫不堪重负。他甚至搬离了自己的家，和妻子在外面租房子住，不看电视不上网不看报纸。药庆卫的逻辑其实很简单：相信法律，但是和张妙家属对接的话，就必须得要钱，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四处借钱。

　　“没有法律规定儿子杀了人，父母就必须对外界说看法啊!难道以前没有微博的时候，法院就不判案子了吗?”药庆卫认为，他有没有在互联网上说话，跟案子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张显说司法黑幕，他不相信法律，所以他才利用舆论的力量来打击我们。我没有在互联网上说话，因为我相信法律。”

　　正式将药庆卫牵扯其中的是张显的一条微博，他在微博上质疑说，药家鑫案发当时，车上有一个1.8米高的黑衣人，并怀疑这就是药庆卫，这一论点在媒体和微博上被广泛传播。而药庆卫本身军代表的身份，在张显眼中，更成为“权力”的象征，数次发微博质疑药家对司法的干预。

　　大量的网络攻击，让药庆卫无处“遁形”。在他的出生地山西阳泉农村，村民们也知道药庆卫家发生的“大事”。自从17岁当兵离开家，直到定居西安，药庆卫以前在乡党眼中是一个“成功者”，但儿子的事，让药庆卫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我没有想过翻案。”药庆卫说。状告张显，在药庆卫看来，只是要找回自己失去的尊严，因为那些说药家的负面言论，并不真实。当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药庆卫希望能以法律的方式去找回自己失去的东西。

　　“要是沉默也有罪，那么我有权利说出真相。”药庆卫说。在儿子死后，药庆卫在朋友协助下，也开通了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