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9日，陕西西安，药家鑫之父药庆卫诉张显名誉侵权案，在西安雁塔法院开庭审理。图为张显接受记者采访。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张显在一年内卷入了三起官司：刑事案、民事案、名誉侵权案。

　　一年多前，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撞伤了女子张妙，下车后见没死，回车拿了一把刀子，连捅张妙八刀。在这桩举国轰动的杀人案中，张显作为受害者张妙的代理人，凭借大胆直接而出位的言论，加之媒体与公众舆论的放大，迅速成为此案的中心人物，引发了无数关注。

　　不过，命运就像赌场里的轮盘，起初让他成为正义的化身，而后，又让他迅速坠入道德的深谷。

　　现在，他的脸色看上去并不好：苍白憔悴，神情焦虑。相较一年前，他的头发更加稀疏凌乱。半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背后是狐疑的打量，高度警觉于周遭每一副形色可疑的面孔——说不定，他们是记者，忽然闯进办公室或等在教室门口，要求他说上几句;或者，是那些责骂他的人，拽住他的领子，将身材矮小的他悠来悠去——就像两个月前在药家的那场争吵一样。

　　愤怒、委屈、不解——在国内一家著名周报发表了三篇关于他的负面报道后，这样的情绪达到顶点。他叫上学生，当街焚烧报纸：“为什么不去骂杀人犯的父亲而讨伐我?”最近，他开始将每一通来电录音，并声称拒绝接受任何采访。

　　“媒体都坏透了。”面对《中国周刊》记者，他恶狠狠地说。

　　他内心深处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当初伸张正义的行为，会让他卷入这么多官司和纠纷?为什么善的初衷，会引发恶的结果?越来越多的质疑、辱骂甚至中伤，如潮水般汹涌而来，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失控”了，就像一年多前药家鑫案的审理过程一样。

　　也许，他忘记自己曾给出过答案。在和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的一次通话中，他说：“人有时极坏，有时，又极好。”

　　张显主动给药庆卫打过五次电话，语气诚恳，态度近乎哀求，希望官司私下调解。那是2011年9月到10月间，在其中一次通话时，张显甚至说：“我愿意用一辈子去平息你的愤怒，让我下跪也可以啊。”

　　对话的背景，是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不久，药庆卫以“名誉侵权”将张显告上法院，要求他在二十余家媒体上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一元。药庆卫认为，在药家鑫一案中，张显在微博上多次传播失实信息：药家鑫是“官二代”“富二代”，药家“有四套房子”，药父是“军械蛀虫”。

　　药庆卫的初衷很单纯，只要张显一个真诚的道歉——被不实的言论裹挟，他和妻子饱受折磨，一度有“想死的心”。

　　“每给老药打一次电话，我都很感动，我理解他的心情，培养的孩子成了罪犯，让他发泄发泄，上法庭对彼此都不好，我心很痛，私下和解不需要外人，这样轻松点。”张显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说，“社会是要消除仇恨和误解的，一个官司，某种程度上是人们误会过多。”

　　但在微博上，张显却并未示弱：“这场官司必赢无疑，在法庭上将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官二代’、‘富二代’并不是贬义，而是具有婚约之美的赞美之言。”“只要是占了国家的便宜，甚至白拿了国家的一张纸，也可以认为是条小蛀虫，蛀虫并不一定都是罪犯。”

　　网上网下的巨大反差，彻底激怒了药庆卫，2011年9月30日，他公开了和张显的电话录音，随即销声匿迹，让代理律师兰和走向前台。

　　在去年7月份成为药庆卫的代理律师后，兰和遭遇了“很多以前很少遇见的麻烦事”。主管部门接到举报，说他随意拉黑网友，他供职的律师事务所经常接到匿名电话，建议开除兰和。就在名誉侵权案开庭的前日，他刚在西安落地，北京司法局来电：你被张显告了，赶紧回来汇报情况。

　　在司法局，兰和瞄到了指控信，很厚，首页印着大大的黑体字“煽动群众颠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证据是他在温州动车事件后发的一则微博：中国人确实需要一场深刻的政治和司法体制的改革，“罪名听着可笑，带有强烈的‘文革’色彩。”

　　当在法庭上真正看见张显时，兰和惊讶于对手“就是这么一个穿着不合体的西装，语无伦次的小个子”。当天，一个老人想进庭旁听，张显操着陕西话大吼：听什么听。发言时，他从兜里掏出脏兮兮的一块钱，往桌上一摔大喊：“不就是赔一块钱吗?我现在就给你。”

　　“当你真正和他目光对视时，发现他不敢，眼光会游离到别处。”兰和回忆。那日，走出法庭的张显，情绪一下变得很亢奋，在媒体的层层包围中，他找了块石头，垫在脚下，开始发表“演说”。

　　西安本地人马延明比兰和更早见到张显。去年七月的一天，西安下着雨。他把车停在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不远的马路上，决定步行去找张显。

　　相见是约定好的，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马延明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质疑张显的言论，遭到了张显的还击。二十多天的网络交战后，张显告诉马延明：“我要告你侵权，你把个人资料送到我学校。”

　　那天约定时间本是三点，马延明迟到了。走在路上，他想，如果张显不来电话催，就回家。这时电话响了，张显说：“要是不来，你就不是人。”刚走到学校门口，张显又打来电话，语气兴奋：“你到门口了?我派车去接你。”等了一会，没等到张显，马延明去学校保卫处。刚进门，保卫处接到张显电话，说有人来学校威胁他生命。

　　过了十分钟，张显远远走来，向他伸出了手，马延明的第一反应是：“这人太可怕了，态度转变太快了。”他拿出身份证：“你要告我，这是我身份证。”张显握在手里，反复看，然后笑眯眯地说：“有啥告的，都是朋友，就是想见见你。”

　　事实上，无论兰和还是马延明，又或是许多和张显交锋过的人，都会得出差不多的结论：这是一个“在几种情绪和身份间不需要过渡”的人。

　　“他说自己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问他为啥骂脏话，他说我是农民。网上打嘴仗，他一会说自己是法盲，一会说自己是博士，一会是流氓，一会又是共产党员，他对身份的定位有实用性。”马延明说。

　　自从接手案件后，从不失眠的兰和失眠了，因为他第一次面对一个如此复杂的“敌人”：“就好像走在路上，深一脚浅一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踏空。”

　　2011年农历春节前，张显的生活风平浪静：在有限的生活圈子里，他是能人，是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是典型的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千千万万个“知识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中的主角之一。

　　现年48岁的张显，自小生活在西安附近长安县的宫子村。5岁时，父母离异。在那个唯“政治成分论”的时代，身为共产党干部的父亲不得不和“地主出身”的母亲分手，并很快离开西安再组家庭。

　　母亲独自带着张显兄弟寄居在娘家。关中农村民风包容，村里的人并没有过多非议“孤儿寡母”。对父亲，张显也没太多怨言，几十年间，父子一直有联系。“那个时代，谁能怨谁呢?”张显说。

　　张显读书刻苦，他的初中数学老师郭民海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娃聪明，成绩名列前茅，一看就是读书的料。”从村里小学一路读到镇上中学，在那个政治气氛浓厚的年代，张显始终没有放下学习，没什么文化的母亲一直叮嘱兄弟俩：“社会肯定要恢复高考，哪有这样一直搞下去的。”

　　1983年，张显考上武汉科技大学，作为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是天之骄子，“走在大街上都戴着校徽。”毕业后，本可以托关系回西安，但因为“太要强，不想求人”，他被分配进山东淄博一家中专教书。随后，母亲被诊断患有食道癌，只有弟弟一个人照顾，张显决定考回西安，就这样一路读到博士。

　　很明显，张显身上有中国农民特有的自尊和韧性，描述寒窗苦读，只一句“读书是世界上最轻松的事情”。在武汉、山东的打拼也轻描淡写：“我过得很好。”去年6月，正值学校评选教授和副院长，张显落选。他拒绝将此事与药案带来的非议做联系：“能力不够，人家写十篇论文，我两篇。没啥说的。“

　　此后，张显获得了去北京做博士后的机会。当年，在清华、北大的二选一中，他考虑“清华是一个工科学校，太死板，北大人文环境好，文化更吸引人”，在未名湖畔他度过了两年时光。和大部分北大人一样，他热衷谈论政治。

　　2005年，张显进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担任副教授。作为工科教授，他喜欢在课堂上跟学生聊“陈水扁、马英九”。药案之前，他爱读《南方周末》，因为“知识分子都爱这份报纸”。

　　在今年3月7日这堂为大二学生上的物理课上，面对100多名学生，在一个半小时内，他情绪始终饱满，语气铿锵有力，手臂不断挥舞，语速极快，讲解题目条理清楚。课堂上很少有学生睡觉，显然，这是一堂高质量的物理课。

　　在学校，他是公认的“认真敬业”，但有些爱较真。私下，他的学生告诉记者：“张老师挺好的。”据说，系里开会，张显有不同的意见时，会站起来直接跟领导争论。

　　这样一个拥有单纯农民背景与执拗性格的知识分子，撞击上药家鑫案，产生一种“亢奋的化学反应”，也在情理之中。

　　2011年农历春节，许久未回村的张显在走街串巷间，听说了药案。受害者张妙，又是村民王辉的媳妇。“知识分子的担当”，和“本村第一个大学生、博士生”的头衔，让他对此事产生了“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曾问王辉：你见药家鑫父亲是哪天?王辉摇头。他意识到这人是文盲。于是换了问法：“是割麦子前?还是割麦子后?”在辈份上，他管王辉的父亲叫舅舅，情感上也无法视而不见。

　　“就王辉这样的人，我不帮他，行吗?”张显说。

　　帮这个忙，还有他内心深处朴素的情感动因——2003年，母亲因病去世后，他就很少再回宫子村：“没妈就没家了。一个人无论年龄多大，在母亲面前，都可以亲近，可以诉苦，这是一生的情感，妈妈是你最亲近的人。”

　　他和《中国周刊》记者唏嘘：“世上只有妈妈好，(张妙的)娃儿太可怜了，两岁没了妈，人三岁才有记忆，这娃的记忆中，一辈子不会有‘母亲’的存在。”

　　所以，这种浓烈的情感展现在法庭上，就是他声嘶力竭地控诉药家鑫：“就是重伤了，人逃了，我们有人在，我娃有母爱在，母爱是无价的!”

　　一桩原本简单的刑事案件，在张显出现之后，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

　　2011年2月中旬，在成为王辉的代理人后，张显注册了微博，开始为这起杀人案不遗余力地奔走发声。在网络上，他拒绝接受调解赔偿，坚称“农民穷得要有骨气”、“绝不要带血的钱”;他质疑陕西司法部门一审延迟开庭背后存在阴谋，对法庭分配太多传票给大学生表示不满，他充当调查者亲自去凶案现场寻找目击证人，他立场鲜明地指责为药家鑫开脱的专家学者，甚至质问一位公安大学的女教授，“是不是爱上了药家鑫这个小白脸?”

　　绝大多数人通过张显的微博知道：药家鑫曾花巨资美容，是“官二代”“富二代”;药家有四套房，药父有背景，是军械蛀虫——在陷入名誉侵权案后，他曾竭力解释，关于药家背景的几条微博转载自一位新浪手机用户的留言而并非原创;但此时的外界，已经忽略了他那些微博开头，写有“据媒体报道”的字样。

　　从2011年2月到5月间，张显的微博频频出现“死刑”、“敌人”、“胜利”、“农民”、“正义”的字眼，即使大部分内容只是“猜测、怀疑和情绪化的宣泄”，但在中国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案件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一审前，张显甚至没有仔细阅读过案宗，声称只是凭一腔正义，用“常识和良心维权”。他亢奋的情绪极具传播性与感染性，这让张家请来的律师许涛感到不安，私下提醒：张老师，你的微博只发事实，不要有太多情绪。张显答应删除，可第二天，微博上依旧“惊叹号遍布”。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在药案中，当地司法部门曾要求双方律师噤声，但作为代理人的张显并不受制于此。所以，他的声音迅速成为网民最便捷的信息来源。千万条微博的转载与评论，为他搭建了一个炫目舞台，作为舞台中心捍卫正义的“英雄”，他也得到了无数支持与盛赞。

　　“那时，他已经很膨胀了，谁说都不听，我完全控制不住。”律师许涛告诉记者。在法庭上，张显多次在不该说话时说话，许涛用手偷偷拉，他甩开，继续。药家鑫的辩护律师路钢评价，张显的庭审表现“简直是一场笑话，不专业，完全情绪化，是法盲”。

　　5月20日，陕西省高院二审维持药家鑫一审的死刑原判。出了法庭，面对蜂拥而上的记者，张显挥手呐喊道：“相信正义一定会胜利，坏蛋一会受到法庭严惩!”回家后，在微博上，他还和网友分享了自己今天“惊人”的发现：“药家鑫之前没戴眼镜，这次却戴上了眼镜。难道是为了呼应‘高度近视’而误伤他人?”

　　9天后，药家夫妇上门找张显。这对泪流满面的夫妇，想要说服原告达成谅解，救儿子一命。

　　一场近四个小时的谈话后，张显第一次向药庆卫夫妇道歉。这个家庭并没有四套住房，也不是富二代——药庆卫希望张显能在微博上帮忙澄清。最后，药家鑫的母亲哭着说：“张老师，我娃是近视眼，开始不戴眼镜，是怕看到亲人;最后戴了，是想最后看看亲人。”

　　张显的眼泪一下出来了：“我错了，我道歉，我是工科生，光顾着逻辑推理，而忘记了人的情感。这歉让我道一辈子都行。”

　　药家夫妇走后，张显没吃饭，连忙打车去宫子村王辉家，想做些挽回。他对王辉说：“药家不是那样，咱咋办?你能原谅药家吗?”王辉摆摆手：“不原谅。”在拒绝了药家“带血的钱”后，网络上为张妙发动了捐款，那时，王辉正在用这笔钱盖新房。

　　回家后，张显连发了两条微博，流露出对药家的同情和忏悔。但很快，恻隐之心被铺天盖地的评论淹没。网友们认为他向药家“妥协”了;一位发动过捐款的网友质问道：“张显，你为什么立场突变?是不是要和药家达成和解?如果这样，我会到西安亲自质问你。”——据说，这是一位死刑支持者。

　　第二天，张显删除这两条微博，并表明“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态度始终没变”。药庆卫立刻打来电话要求张显澄清，于是，张显又更新了一条微博：“……我微博中涉及该类问题是失实的。我告诉药庆卫：你家里穷，你是一个好人，但这些是与该案无关的，也丝毫不能减轻药家鑫所犯的罪。”

　　事实上，此时无论是药家夫妇还是张显，所做的一切已经无济于事。6天后，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6月18日，西安下起雨，死去7个多月的张妙终于下葬。在张显的操持下，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如期举行：80个花圈，花费近两万元。在葬礼上，张显情绪激昂地高喊：“这是一场被全国人民关注的葬礼。”张妙的灵堂内，摆放着他亲手写的标语：“西方普世派滚出中国”、“中国人民万岁万岁万万岁”。

　　葬礼前，他嘱咐村民，如果药家父母过来，“要以礼相待”。在张妙遗像对面，张显挂上了一张药家鑫的侧面照片，他吩咐人拿点贡品摆上，自己还亲自点上了两根蜡烛。

　　摆蜡烛时，几个村民骂骂咧咧，问干嘛还供着药家鑫?对此，张显对《中国周刊》记者解释道，葬礼前夜，他看报纸里写，美国的一起校园枪击案后，人们也为凶手献上了献花。他觉得这么做，“很有人性”。

　　只是，整件事情的发展与结局，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内心情感和能力范围。在后来与药庆卫的一次谈话中，张显也坦白道：“(那时)我鬼迷心窍了，做得过火了，很多东西已经不是咱俩的事情，已经不受控制了。”

　　这一年多来，张显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的亢奋紧张，兰和和马延明都表露过同样的看法：某一天，张显的神经会一下断掉。但直到现在，在外人看来，张显仍旧斗志昂扬。马延明也感叹：“这个人太有韧性了。正常人早成神经病了。”

　　不过，也曾有人看到，张显衣着邋遢，魂不守舍，对着一只流浪猫嘻嘻哈哈逗了半天。路上，一个陌生人开车路过，摇下车窗：“张老师，你辛苦了。”他立刻泪流满面。

　　的确，有很多事，张显也无能为力。一位残疾人曾给张显邮寄过1000块钱，委托他转给王辉，张显一糊涂搞错了，在微博上否认了此事。很快，网友公开汇款单——他成为说谎者。

　　“我冤枉网友了，错在我。”张显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跟他公开道歉过，让他来西安，我出机票钱，亲自带着他给王辉送钱。”对好心人捐给张妙的善款，张显的处理方式一直很谨慎，案件审理时，常有朋友托他给王辉送钱，他建议亲自送到王辉家，“当时第一笔网络捐款是二十多万，我觉得够了，王辉有手有脚，给多了，人就废了，他是一个文盲，不会管钱啊。”

　　可是，任何解释在网络一浪接一浪的质疑声中，都成为狡辩。随着媒体对药案的逐渐反思，尤其是药庆卫在网上公布了张显“求饶”的录音后，人们也开始怀疑张显的人品，斥责和辱骂随之蜂拥而来，令人措手不及。

　　在“名誉侵权案”开庭后，张显也开始了反击。“我要打老药一个措手不及。”在和一位朋友的通话中，张显说。

　　今年2月7日，张显发了一条微博，说要去药家讨债。后来，他又把这条微博删除。当天，他在药家所在的社区大门口和药庆卫家门上贴了三份布告，索要此前药庆卫承诺赠与他们后来又被他们退回的20万元。

　　第二天，王辉和张妙的父亲张平选还有张显，就找上了药家的门。

　　在围观的人群中，张显跳上跳下高声大喊：“这事和我无关。”转身要走，马延明追过去揪住了他的领子。王辉冲上来挥起拳头，两人扭打起来，身材矮小的张显刚想往人群外挤，随即被另一位围观的中年男人拽回，他有些尴尬，挣脱开，骂骂咧咧又冲了出去。

　　这段视频被人放到网上后，又掀起了一波高潮。无数网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抨击甚至辱骂张显，舆论完全出现了“一边倒”的态势，这幕场景，张显也似曾相识，只不过，那时的他，还是英雄。

　　现在，妻子拔掉了家里的网线，他只能窝在堆满了试卷、实验报告的办公室里不断敲着键盘，回击网上的攻击——这个虚拟的战场曾成就过他，如今，也同样在折磨着他。

　　“这间装着厚厚的防盗门和防盗窗的办公室就像监狱。”他说。他甚至有点失控地问《中国周刊》记者：“他们咋这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评判我，害我干嘛?我把他们的孩子杀了?”

　　3月西安，连绵阴雨，再过两个月，就到了春小麦的收割季节。宫子村还有张显家的几亩地，他留给周围的邻居免费种。进城太久，村里的人事张显早就不熟，要不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新校区离宫子村不远，和弟弟一样，张显会七八年不回村子。出事后，弟弟责怪他，就两个字：“活该!”

　　受害人张妙的父亲张平选还呆在村里，官司后，他的满腹委屈总是以一声又一声的叹息代替。对农村人来说，生老病死是常态，他能接受。采访当天的下午五点，他去村口接二女儿的孩子。男孩刚放学，下了校车，张平选远远望着，笑了。村口站着一些妇女，议论声隐约飘来：“……这家人不地道，让人家娃死了，现在又去要钱。”

　　药庆卫许久不露面了，他在医院照顾患有严重抑郁症的妻子，自从儿子死后，妻子每日以十字绣打发时间，床头摆着安眠药，为避免更多干扰，心脏不好的男主人选择沉默。这个家庭仍旧保留三口之家的痕迹：药家鑫的被子春天换薄的，冬天换厚的，厕所里，三个牙杯摆得整整齐齐，药家鑫的牙杯是卡通的。阳台上，种着孩子最喜欢的朝天椒。

　　即使将张显告上法庭，药庆卫也没跟旁人流露过对张显的憎恨，他称张显为“张老师”，有时气急了才直呼其名。

　　在张平选和王辉去药家索取20万元赔偿后，一个网友起诉张显追讨去年1000元的捐款，又一场官司在等待张显，可想而知，漫长的庭审过程和网络上无休止的口水战，会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

　　没有一个赢家，没有一个最后能笑着的人。律师许涛说：“情绪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没有找到平衡点，也许很多年后，我们才能冷静反思和看清这件事。”

　　有人这样问张显，如果时光能倒流，回到2011年的那个春节，如果他可以预料到随后发生的一切，还会选择帮王辉吗?

　　“会，为啥不会?一个人要爱憎分明。那些骂我的人，有些是因为误解，他的内心深处都是善良的。”张显说。

　　现在，张显心里甚至还有这样一个愿望：“能有那么一天，张平选、王辉、药庆卫三家人，能坐在一起喝茶，把这事说开了。药庆卫也没了儿子，以后有需要，我可以让王辉去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