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荣,72岁,汉族,不会说蒙语,是一起牲畜承包合同纠纷的原告。经历了一场双语诉讼后,他深感双语法官的不易和难得。

本报记者史万森赵丽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怕钱要不回来,我有些激动,甚至说了一些过激的话,幸亏当时法官没有全部翻译成蒙文给原告听。”

回忆起开庭时的情景,72岁的陈利荣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和被告达木丁本来就认识,基于朋友关系,我将名下的几十头羊承包给了有草场的他,但两三年下来,不但承包费没有给我,草场维修等费用还需要我借给他。这样几年下来,他已经欠了我8万多块钱。”陈利荣说,自己只是一个工薪阶层,“这些钱如果打水漂了,对我的家庭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陈利荣回忆说,后来听说达木丁因为草场被国家铁路占用一部分,得到30余万元的补偿款,“因为他不只欠了我们一家的外债,为了防止拿不到钱,在做了相关咨询后,我起诉到了法院”。

就这样,一场蒙语汉语交替的庭审开始了。

“我在这边激动地说了一大通,由于达木丁只能听明白简单的汉语,所以基本上就是‘只闻其声不明其意’吧。”陈利荣说,当时由于情绪激动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有多过分,“只是看到阿巴嘎旗的双语法官在把我的意思翻译给达木丁的时候,一片和风细雨,达木丁在那边还接连点着头。由于我听不懂蒙文,也是一头雾水”。

“后来我意识到,肯定是双语法官在翻译我的话的时候,把我的语气和措辞都柔化了,这样才能让双方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谈如何还钱。”陈利荣说,“如果双语法官在审理的过程中,没能把我们的意思完整地翻译给对方,那么可能会导致案子审理出现偏颇,我们当事人不满意；但是如果一字不拉地都翻译给对方,由于方言或者其他因素,有可能导致本来就语言不同的双方根本坐不下来审案子。所以他们真的是挺难得。”

编辑：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