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环境保护法》启动了自1989年实施以来首次大修。10月31日，环保部公布了其对《草案》的意见和建议。环保部认为，《草案》对目前的监管体制做了重大改变，弱化了环保部门的综合宏观职能，将对环保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建议环境标准仍由环保部门单独制定。（11月1日《京华时报》）

　　环保部要求独享环境标准制定权，对这般“建言”，笔者认为不甚妥当。毕竟，当一个标准的制定完全是“一言堂”、“一家之言”时，其难免会有所遗漏与忽略、对利益的博弈也难免过于侧重某一方，更不利于公众参与和监督。“单独制定”的环保标准，一方面，不可避免有闭门造车之嫌；另一方面，环境标准的制定，本来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很可能牵涉其他部门、社会大众，是很难由单个环保部门就能完成的。

　　更何况，在环境标准的制定中，最不该忽略的宗旨便是公众健康。这般氛围之下，环保标准的制定，理应绕不开民意的参与、监督与建言献策。置于这般现实语境之下，再审视环保部建议环保标准由自己单独制定，难免给人想象的空间。

　　如人们所知，公众最大的担忧其实来自于地方政绩与环保之间的矛盾与纠结，到底是环保更重要还是地方政绩更重要，对民众来说，答案不言而喻，但对地方官员而言，却似乎是“政绩大于一切”，这才有了之前“带血的GDP”之说，而“先发展后治理”的意识也一直存在着，此时如果环保标准再由环保部单独制定，其他部门与公众无参与权、表态权、决定权，环保部门会不会有被强势利益集团或部门裹挟的可能？

　　PM2.5就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关于公开PM2.5的争议，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各地之前不公布的原因，大多形成默契——即害怕PM2.5数值暴露了真实的空气状况，从而引发“社会恐慌”，故从维稳角度出发，各地一开始对公布PM2.5总是三缄其口。而最终民意获得胜利，PM2.5纳入省会城市监测范畴，这是公众“坚持不认同官方说法”的胜利，换言之，正因为有了公众参与、舆论监督、其他部门协同努力，才有了“PM2.5监测公开”的可能。

　　既然放开环境标准的制定权，才更可能贴近公众的“期望值”，毕竟，公众健康是环境标准的重要标准，让公众充分参与、其他部门协同努力，便是不能被剥夺的权利，那缩小环境标准的制定权，无疑是行不通的。公众健康是环境标准的唯一旨归，当环境不能保护，当公众健康不能确保，那再大的发展也不是“发展”。

编辑：温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