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否守旧。思想守旧的人更可能盲目服从。对于“领导和长辈的要求，即使违备道德，也应当照办”这种说法，有37.9%的民众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认同。另外，思想守旧的人更可能固守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念。我们问民众是否赞同“对于道德败坏的人，即使他完全没有违反法律，也应该受到实实在在的严厉惩罚”的观点;对此，高达62.3%的人表示赞同。在“购岛”事件引发的反日浪潮中，有些人也不惜违反法律来表达感情。首先，道德具有极大的排他性，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当成道德至高点，仅以道德的标准衡量别人，就很可能极力否定、排斥甚至敌视与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其次，道德在较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有很强的任意性，不具有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所具有的确定性。爱国主义既包含道德的、激情的方面，也包含理性的、与国家意志相一致的方面。

　　是否轻视自由。民粹特征显著者对群体符号、服从和道德观的依赖，可能使他们轻视自由的价值。我们问受访者对“自由是人最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否赞同，基本上或完全赞同的人占到了74.1%。

　　对政治事务、理论和精英集团是否存在抵触情绪。首先，出于对精英主义的否定，民粹特征显著者更可能看重简单、直接的手段，他们不认为复杂的制度、法律和政策能给自己带来福利，因而也不关心政治。调查中，有39.1%的人表示对政治完全(或大多数情况下)没什么兴趣。另外，由于对制度建设重要性的忽视，一些人可能认为借鉴西方政治发展成果没什么必要。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调查中，只有36.2%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同意“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对中国没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观点。其次，民粹主义还可能轻视理论研究对解决社会问题所起的作用。对于“解决社会上的问题和矛盾，实践比学术理论更重要”这种观点，有高达71.5%的民众表示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最后，无论一个强占大量公共资源的权贵阶层在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民众对此的负面感知都可能激起民粹情绪。调查中，有96.4%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认同“部分既得利益群体正损害老百姓的利益”的说法，其中高达49.2%的人表示完全认同。

　　综合以上提到的标准，我们发现，49.5%的受访者具有民粹化特征，其中，31.3%的人属于民粹特征显著群体，18.2%的人属于有一定民粹化倾向群体。在民粹化特征群体中，男性占55.8%，女性占44.0%。在党员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占30.8%，有一定民粹化倾向者占20.6%。从行政区划来看，日常居住地为乡镇、村的受访者中，民粹化特征群体和民粹特征显著群体所占的比例均为最高，分别占乡镇、村受访者的57.5%和41.3%;居住在直辖市的受访者民粹情绪较低，比例分别为48.1%和29.0%。日常居住地为海外的人，民粹特征最不显著，比例分别为21.7%和8.3%。

　　在民粹特征显著者中，满足“将日常生活浪漫化”这一核心特征的人最多，达94.3%(普通民众中仅76.5%);满足“对政府的满意度较低”这一核心特征的次之，有91.5%(普通民众76.2%);满足“有极端爱国情绪”这一核心特征的有91.2%(普通民众55.4%);满足“思想守旧”这一非核心特征的民粹特征显著者最多，达91.7%(普通民众51.9%)。

　　民粹化特征和民粹化倾向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情况

　　“80后~88前”群体的民粹主义情绪最低，“50后”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比例最高。年龄与民粹主义情绪有一定相关性。调查发现，“50后”民众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多，高达50.0%;“60后”次之，民粹特征显著者占42.3%，且“60后”群体具有民粹特征者的比重最高，为64.8%。在“80后~88前”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占的比重最小，仅26.9%。

　　职业对于民粹主义情绪有一定影响。调查发现，在“熟练工/保安”和“外企、私营企业管理者/个体工商户”这两个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多，分别占相应群体的70.0%和44.8%。而在“专业技术领域”和“学生”群体中的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少，均不高于三成。

　　消费水平越高的群体，其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越小。我们将消费水平分为低(每月1500元以下)、中(每月1500-8000元)、高(每月8000元以上)三个水平。随着消费水平的上升，相应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的比例随之降低，普通民众的比例越大。另外，在高消费群体中，关心政治的人中仅有8.3%是民粹特征显著者，远低于不关心政治的人(22.7%)。在低消费人群中，对政府比较不满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更高(36.5%)，远高于对政府较满意的人(11.9%)。

　　大专学历民众中有较多的民粹特征显著者。调查发现，学历与民粹主义情绪有较强的相关性(卡方值=43.629，临界值=9.48，α=0.05)。在“大专群体”和“中专/职高/技校/高中及以下”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51.5%和41.3%;相比之下，这一比例在博士和硕士学历的人群中分别只有18.2%和26.2%。

　　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有更多自信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多。我们根据对于“我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感到骄傲”这句话与自己感受的符合程度来判断人们的民族文化自豪感。调查发现，在这方面有较强自信的民众(选择“完全符合”或“在较大程度上符合”)更可能是民粹特征显著者，而从整体上看，文化自信感越高的群体，具有民粹化特征者所占的比例也越高(spearman相关性=0.309)。而在对中国经济有较强自信的群体(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中国的经济水平排在世界前列”)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高达50.2%，比不太自信的人的比例高出25.3%。

　　有些民粹特征显著者一方面有极高的爱国情绪，另一方面又对政府感到不满。调查发现，在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群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相当高，达42.9%。另外，在那些虽然对政治事务的兴趣较低，但却对外交摩擦比较敏感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也很高(克雷默的V系数=0.349)。另外，有些民粹特征显著者虽然对政府感到不满，但却否认外国政治制度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在这样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高达62.6%，高于普通民众所占的比例。

　　对外交冲突更加敏感的人中，民粹特征明显者的比例较高。认为“当祖国受欺负时我觉得自己也受到了欺负”这句话完全符合自己想法的受访者中有60.1%属于民粹特征显著者，而回答“经常这样觉得”的受访者中民粹特征显著者仅占35.2%。

　　当社会信任度较低时，爱国情绪更可能演变成民粹主义情绪。在低信任度群体中，爱国情绪较强的人，66.7%是民粹特征显著者。而在高信任度群体中，这一比例仅为29.6%。感到自己得不到他人关心的人，比认为可能受到他人欺骗和欺负的人，更可能成为具有民粹化特征者。在那些感到自己或总是得不到关心的人中，具有民粹化特征者和民粹化倾向者所占比例高达66.5%和41.9%，远高于认为经常或总是能得到关心的人。另外，一些人对他人持极度的不信任态度，但却更看重符号化的群体概念，在这样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高达45.3%。

　　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道德观念的人，更可能是民粹特征显著者。在此群体中，51.7%的人是民粹特征显著者。相比之下，在认为计划经济时代更平等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比例略低。

　　在对政策“输出”感到不满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较大。这一比例达到了38.5%。相比之下，在对民意“输入”感到不满，认为政府不会考虑自己的意见的群体中，这一比例为26.5%。另外，调查还发现，个人消费水平越低，越可能对民意“输入”和政策“输出”产生不满绪。

　　在从众心理较强的民众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的比例较大(卡方值=156.138，临界值=15.507，α=0.05)。在认为“我希望我的想法与周围的人保持一致”这句话完全符合自己想法的人中，有63.0%的民粹化特征显著者，明显高于回答“在较大程度上符合”的群体(47.4%)，以及回答“偶尔符合”和“我不希望想法跟别人一致”的人。不仅如此，我们通过看人们期望自己观点与他人一致的程度，以及对于“那些不爱国的中国人应该被我们鄙视和惩罚”这句话的态度发现，民众的从众心理越强，越容易否定和排斥他人。

　　越认同实践比理论更重要的受访者，成为民粹特征显著者的可能性越高。对“解决社会上的问题和矛盾，实践比学术理论更重要”的回答中，完全赞同的受访者中有45.1%为民粹特征显著者，而较大程度赞同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为34.3%。

　　在认同传统型领导的人中，具有民粹化特征者和民粹特征化显著者的比例最高。我们曾预测认同克里斯玛型领导的人(即认为领导最需要的品质为“有魅力，或者有出色的能力，或者有崇高的精神”)更可能是具有民粹化特征者。但事实上，认同传统型领导的人(选择“遵守由历史、传统和前辈定下的习俗和秩序”)无论是在民粹化特征者还是在特征显著者方面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为70.6%和60.8%，远高于认同法理型领导的群体(40.8%和21.1%)和认同克里斯玛型领导的群体(55.0%和37.7%)。

　　民粹化倾向者的四种形象

　　为更清晰地勾勒民粹化倾向者的特征，我们对本次调查中由统计分析归纳出的“民粹化特征显著人群”和“有一定民粹化倾向的人群”，根据如下六个因素做了聚类分析：F1：爱国主义情结自豪感;F2：怀旧情结;F3：非理性程度;F4：反精英主义倾向;F5：政府满意度;F6：对外交冲突的敏感程度。结果显示，民粹化倾向者中，可细分出较典型的四种形象，或用更为生动的说法，四张“脸谱”(如图1所示)。

编辑：温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