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式的宣传”却起到反向效果

　　一个名叫“小鱼”的艾滋病感染者在博客里记录了自己首次看病的经历。那时，他怀着极度沮丧的心情去医院就诊，医生不仅详细询问病情，并主动和他握手。小鱼写道，“这是被确诊后第一次有人主动和自己握手，突然感觉到自己和正常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可以平等地享受生活”。

　　小鱼遇到的医生正是孙永涛。那是2003年，孙永涛第二次从国外回来，美国医师面对艾滋病感染者的职业态度深深地影响着他。

　　2003年，孙永涛再回唐都医院传染科时，迎来两件大事，一是他在美国申请的国际艾滋病救助基金到位，他所在的科室像模像样地建了艾滋病毒研究实验室；其次，由政府投入的针对艾滋病患者的“四免一关怀”项目开始实施，“患者终于有药用了，而且免费”。但孙永涛一直觉得，在针对艾滋病的态度上，政府在某种意义上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国外，但也许正是“太过特殊的重视”，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恐惧阴霾至今仍未消除。

　　“国内对于艾滋病的宣传太过头了！”孙永涛一直觉得，医生其实都知道，艾滋病对于医生的感染率远远不及乙肝和丙肝，“乙肝的感染率是30%，丙肝是3%，而艾滋病只有0.3%”。

　　但为什么有些医生畏惧艾滋病，在孙永涛看来，“运动式的宣传的结果，更多是在宣传艾滋病的危害”。正是这种逆向的宣传态度也造成了更多医生的心理负担。

　　2012年11月，天津一位叫小峰的患者因为HIV检测呈阳性而屡次被医院拒绝动手术，不得已，小峰篡改病历进入另一家医院手术。实际上，像小峰这样需要外科手术的艾滋病感染者被医院拒绝收治，也是国内目前艾滋病患者主要抗议的内容之一。

　　西安市第八医院传染科主任医师许荣放也是国内较早从事艾滋病临床诊断的专家之一，作为西安市卫生局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专家组组长，许荣放对于很多医院拒绝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外科手术的做法也力不从心。

　　有时不得不为患者找做手术的医院

　　八院是西安市指定的艾滋病免费用药发放和诊断的定点单位，当遇到一些需要动外科手术的艾滋病患者时，许荣放做得更多的却是“动用自己的关系为患者联系动手术的医院。”

　　凭着20多年的传染科医师经验，许荣放知道，为艾滋病患者动手术其实并不需要特别的“装备”，凡是能为“乙肝、甲肝病人动手术的医院，基本不存在不能为艾滋病患者动手术的可能”。

　　但为什么一些医院的医生不愿为艾滋病感染者动外科手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害怕职业暴露，“害怕在扎针或开刀过程中划破自己的皮肤”。

　　和孙永涛的看法一致，许荣放也认为，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远不及很多传染病，即使在手术中不小心扎破或者划破手，现代医疗提供的在2-24小时内抗艾滋病毒阻隔药物完全能够帮助医师解决“被感染的问题”。

　　陕西省疾控中心艾防科主任邢爱华告诉记者，2003年至今，没有发现一例有关医师在为艾滋病患者动手术的过程中被感染确诊的案例报告。

　　孙永涛一直记得唐都医院第一次公开为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动外科手术的情形。

　　2005年秋，孙永涛去商洛的山阳县调研，发现自己探望过的一对艾滋病感染夫妇中，妻子的脖颈上原先米粒大的囊肿已有核桃大小了，必须切除。孙永涛颇费周折地给院里申请，最后医院同意为这个患者动手术。后来，医师们发现“为艾滋病患者动手术也没那么可怕”。

　　很多时候，许荣放所在的西安市八院，艾滋病感染者虽然可以住进传染科治疗却无法在医院动手术，但凡需要动外科手术时，许荣放也会焦虑一阵子，“需要找自己的关系户，为患者联系动手术的医院”。

　　依照她多年的经验，如果一开始就告诉“关系户”需要动手术的是艾滋病感染者，没准对方一下就会回绝。通常，许荣放所用的“招”是，先讲病人的病情如何严重，再说病人的处境如何困难，“最后讲病人的实际情况，十有八九关系户就会同意动手术”。这期间，许荣放也不忘交代手术中万一职业暴露后的预案事宜。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