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除了从个人手中吸收闲置游资，还有大量资金来自银行。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和商业银行。

　　马先生透露，一些典当行是由几个人合伙成立，经常有银行的职员或领导参与其中。通过这些人的职务便利，可从银行大量贷款，转手高息放贷。

　　而手无余钱，又没关系的普通民众只能靠抵押贷款。64岁的刘奠业是石油公司的退休工人，拿房子做抵押从工商银行贷款150万，月息6厘到7厘。贷出来的钱投进了典当行，能够获取2分5厘的利息。

　　这种做法很常见。一位工商银行小额放贷业务员透露，2010年到2011年，30万-50万元的抵押贷款，平均一天要操作20到30笔，周六日都要加班，抵押物大都是房产。贷款者丝毫不避讳用途，就是投入民间信贷吃利息。

　　如果手有余钱参与民间借贷算是风险投资，那么拿房子抵押贷款参与投资的人，“是把身家性命寄托在此了。”马先生说。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0年1至9月，神木县金融机构存款规模连续下滑，并出现10年来首次滑坡。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经调研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下钱庄高息吸收大量存款，居民散户资金被少部分老板集中贷走流向了西安、北京等地的房地产开发和内蒙古的‘明盘’(露天煤矿)开采……”

　　神木的“民间高息借钱”在2012年夏天甚至传到了西安。西安商人王胜利多方打听后，将自己的商铺作价80万元转让，托在神木的老同学贺国桢借给了张孝昌。

　　贺国桢和张孝昌是多年的老朋友。他前后4次借给张孝昌1380万元。贺说，最旺盛的时候，西安甚至北京的许多人都纷纷托关系主动要求把钱借给张孝昌。

　　知情者称，在向张孝昌借钱的人中，有许多公职人员甚至领导。但如今这些人有苦说不出，也不敢张扬。因为担心说出来后，别人会质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放贷大户一夜间消失

　　源头产业无法支持高利息，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

　　2011年，神木民间借贷最高潮时，多米诺骨牌从鄂尔多斯到来。

　　这一年，鄂尔多斯近乎于疯狂的“造城”运动难以为继，楼花无法售出，楼盘无人问津。这一风险迅速转嫁为贷款风险，导致鄂尔多斯高利贷崩盘。从神木来的民间借贷资金被套住。

　　贺国桢介绍，2011年，去鄂尔多斯投资房产的神木籍老板郭岐峰因2000多万资金无法收回，在东胜跳楼自杀。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国际煤价持续下跌，输煤港口煤炭大量积压。2012年初，煤炭出坑价降到最低四百元一吨。

　　源头产业的利润已无力支撑民间借贷的高利息。两番夹击之下，神木民间资本市场转冷。吸储放贷的“大佬”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先后“跑路”。县城里大量小额贷款公司关门。

　　2012年，工商银行负责小额贷款业务的林女士闲了下来：“还钱的多了，贷款的少了”。民间资金开始流回了商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