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等到这一天”

　　新京报：得知案子被复查时你什么反应？

　　朱又平：今年1月13日上午，浙江省高院审判监督委员会的法官到省二监，他反复问我，17年前的“3·20”劫杀出租车司机案，你到底做过没有？我坚持说没有。

　　那天谈话持续2个小时左右。法官走前告诉我，浙江省高院立案复查了。

　　新京报：你当时是什么反应？

　　朱又平：我自学过法律。这个时候法官来访，我知道案子出现转机。又紧张又激动，语无伦次。人跟机器一样，话都不知道怎么说。

　　以前父亲还活着的时候，经常讲，只有真凶抓到了，否则永远翻不了这个案子。这时我就想，我终于等到这一天。

　　新京报：此前想过案子会有转机吗？

　　朱又平：想过。在监狱里，我第一次看到佘祥林案的新闻，像黑屋里突然打进一丝光亮。当时就想，我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什么时候翻案能轮到我。但想想又觉得渺茫。

　　新京报：假释前，你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朱又平：从1月13日开始就睡不踏实了。每天凌晨2点醒过来，迷迷糊糊，翻来覆去。我在想，出去怎么办？怎么面对这个社会。而以前我经常考虑的问题是出去如何申冤。

　　新京报：得知案子有转机，狱友们怎么看？

　　朱又平：他们都羡慕我，说我运气好，换在十年前，早被捂住了。我也同意，这十年，国家的法治有进步。

　　“抄写不下去犯罪事实”

　　新京报：一审宣判死缓后你上诉了，但服刑这么久，为何没有申诉？

　　朱又平：省高院的法官也这样问过我。主要两点原因：一是申诉不能减刑，再就是没有新的有利重大的证据，申诉成功几率也不高。

　　新京报：就希望能早点出来？

　　朱又平：是的。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争取早日出狱，释放后三年内仍能申诉。

　　新京报：怎么能做到17年一直沉默？

　　朱又平：你去尝尝17年的滋味，从没有做过到硬说你做了，上诉也不管用，你还会相信法律吗？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很简单，早点出来，用自己的办法洗刷冤屈。

　　新京报：你一共减了几年刑？

　　朱又平：我一共拿了6次“改积”，4次“记功”，1次表扬。一共减了7年半的刑。到今年5月，我就正式可以刑满释放了。

　　新京报：你心里怎么看待你的案子？

　　朱又平：每年监区要求服刑人员写年终总结，必须抄写犯罪事实，这是认罪的表现。我在犯罪事实一栏，只写一句“服从法院判决”。我从内心深处抵触，根本就没干过，也就抄写不下去犯罪事实。

　　新京报：学习法律之后对你的案子怎么看？

　　朱又平：法律书越看越心凉。我专门看过一本叫证据链的书，书上说要推翻此前的判决，需要新的重大的证据。我越想越无力，要找17年前自己不在场的证据，不知道怎么下手。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