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审批，不规划

　　在能源业界，刘铁男给人的印象是，擅于从项目审批的进退拿捏之中获取利益。一位国家发改委退休官员透露，刘铁男上任后，先是卡着不批项目，之后又突击批项目。

　　常见的情景是，地方报上来的审批文件，刘铁男习惯性地压着，等着地方和企业前来汇报，再根据“所谈的情况”，来决定审批进度。

　　由于批准哪个省、不批准哪个省的项目本无统一标准。不透明的审批机制之下，一些正常的建设项目也变成了大部分都得“登门汇报做工作”，或者需要有领导“打招呼”才可以进行下去的机制。

　　“刘铁男和他的‘自己人’对能源项目把持得非常紧，他不点头的项目，即便是报批上去，也会被灰头土脸地骂回来，或者干脆搁置。到后来大家都知道跑项目该找谁。”一位熟悉项目运作的人士说，这审批方式等于倒逼着企业去磕头送钱。

　　一位中化集团的高层人士透露，该公司申请一个重大工程，刘铁男压着不批，要求其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民企合作。由于无此先例，该公司只得求助于更高层资源。

　　在火电建设项目的审批上，各省的审批情况差距极大。一些经济较差，又无特殊资源的省份被严格执行火电站限批；而东北一些省由于有“特别”关系，能源局批准的电建建设规模成倍超出预计，数年之内火电严重过剩，亦造成了损失。

　　项目审批权的过于集中，以及在此基础上滋生的种种乱象，让业界颇为反感。前述接近国电贵州分公司人士介绍，在近期一次贵州省电力(行情专区)企业云集的调研性会议上，各大电力投资企业都提出，希望上层能按规划批项目。“现在很多项目审批，完全不按规划。贵州很多项目，部分投资企业绕过省发改委，直接去国家发改委运作。”

　　这位人士认为，国家能源局在张国宝时代，审批相对科学。比如，在2006年、2007年左右，申报项目需要填写编好的标准表格，项目业主将相关参数填入后上交，国家能源局会组织专家进行比选评优，再根据总量需求、区域平衡等原则确定先后顺序，从而避免了拍脑袋决策。“但这几年，专家意见根本没人听。”这位人士说，“业界都知道，项目批不批，都是‘一把手’说了算。”

　　“发改委有很多权力并没有法律授权，而是靠文件、行政惯例支撑。由于不是依法行政，发改委审批项目的随意性就非常大，也带来了寻租空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余晖对《财经》记者分析。他建议，对于行政审批程序应予立法规范。

　　一位接近国家发改委的能源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刘铁男担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期间，对行业的规划与发展研究不足，他工作的重心主要在项目审批之上，能源系统因此带来的损失将陆续显露。

　　2013年7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下称中电联)发布《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时呼吁，有关部门按照规划及时核准、开工西南水电基地的输电外送通道；国家有关部门应统筹考虑西南水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及市场消纳，防止水电大量“弃水”。

　　弃水是指水电站上游的来水未发电而直接流走，其中一种情况是河流来水量大于电站机组满发所需的用水量，而电站的水库容量不够，为防止水漫大坝造成电站设备事故及确保大坝安全。这属于“自然弃水”。

　　另一种情况“非自然弃水”却较罕见：机组明明可以发电却没发电或少发电，让水白白流走。“非自然弃水”说明水利发电、电网或者市场环节出现了重大问题。1997年，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二滩水电站发生的非自然弃水事件，引发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直接促成了上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启动。

　　而从2012年开始水电集中的西南部四川、云南等省份再度出现严重“弃水”问题，且其规模数十倍于二滩水电站。根据中电联的统计，今年汛期，云南省当日最大弃水容量将达到700万千瓦。在汛期能够满负荷发电的情况下，相当于每天浪费约1.7亿度电。其主因是未及时修建输电通道，致使富余水电无法送出。

　　“水电站建设周期非常长，一般来说是有时间修建输电通道的。”一位与刘铁男熟悉的人士称，云南省与南方电网公司对于输电通道建设出现矛盾时，刘铁男并没有着手解决，也没有将问题上报给决策层，而是将矛盾搁置到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