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局会议刚审议通过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再次对反腐作了强调和部署后，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应声落马。目前还不清楚蒋洁敏被查原因，但想来不外乎涉及贪腐。从腐败发生的机理看，追求收益最大化是产生腐败的动力来源，公共权力的存在则是产生腐败的客观基础，而制度缺失或者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时，信息不对称也是产生腐败的必要条件。而中国目前腐败的高发，除了具有一般腐败发生的特点外，还与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即改革转型有关。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看，腐败的大量增生似乎是转型期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当然，这并不表明它就是合理的。

　　客观地说，改革以来，国家对腐败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出台了很多反腐措施，包括从制度上反腐。经过数十年探索，中国的反腐模式已经逐步形成纪委、监察部门的党纪、行政监督，检察院系统的司法监督，以及审计系统的经济监督的“三位一体”模式。这三家监督主体分工负责，相互配合，有序开展反腐工作。其中，纪委为主导，政府的行政监察、检察院系统的司法监督、审计系统的经济监督相配合。下一步的反腐制度建设，是在完善已有反腐模式的基础上，重点加强法治反腐的力度。

　　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点。上述政治局会议就指出要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而刚结束的薄案公审，也鲜明地体现了法治反腐的要求。薄案所展示出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正义，显示出国家以法治国的决心，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推动了司法的独立性。

　　法治反腐不仅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摒弃权大于法的观念，确立法律至上的原则；也需要民众将治理国家依赖于“青天大老爷”、依赖于众多“清官”的意识，转变为自己要当家作主的“主人公”意识。同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有绝对权威的法律制度体系。它包括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实质限制和制约；理顺监督体系，加强人大、舆论的监督及经济审查的力度；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公共预算体制，建立预算民主；加强法制建设等。

　　腐败既然表现为权力的滥用，对权力进行制约也就必须成为反腐的手段。对权力制约，首先要制约“一把手”的权力，做到决议由集体出，副职不能只是摆设，不能养成由“一把手”一人说了算的恶习。这就需要做到决策规范化、程序化、公开化，提高党务和政务的透明度，使之置于全体民众的监督之下，以确保其最大限度地不被用于谋取个人私利。此外，还要实行公务员公开竞争机制，建立严格的考核、晋升和奖惩制度，增加民众在干部考核中的发言权。强化内部制约机制，通过职能交叉、上下级交叉、条块交叉、人员交叉等形式，相互约束和监督，抑制权力滥用现象，最大限度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

　　就监督的权威性而言，人大监督是最有广泛性、最具权威性的监督，必须进一步做实人大权力，真正体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任何一级官员的任命都要通过人大，使人大在官员队伍的任命上发挥过滤器的作用；同时建立起对官员的质询制度。社会和舆论的监督也非常重要。创新监督机制和体系，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有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目前，纪检机构由同级党委领导改为垂直领导就是完善监督机制的一个尝试。

　　厉行法治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最终在社会上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是我们的选择。（邓聿文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