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丽拿到的警方证明称，修改其姓名及身份证号的理由是“重号”。

　　“证据不足”两次退侦

　　在朱爱民看来，耿丽案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却很有典型性。“随便翻翻案卷，就会发现多处伪证和串供，这是地方政府打击上访者的惯用招数。”

　　郸城县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耿丽采取暴力、威胁的办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判决书中单列出的人证有7人，其中沈丘县政法委1人，沈丘县公安局1人，沈丘县法院3人，耿丽所在莲池乡政府1人。剩余的1人，是在案发饭店内吃饭的北京市民桂某。而同在现场的耿丽哥嫂及另一名顾客万某的证言，则被一笔带过。后三者的证言称，沈丘县截访小组并未出示证件，耿丽也没有攻击对方。

　　“两个吃饭顾客的证言应该最有说服力。”朱爱民说，但法院并未采信和质证。甚至，桂某在一审开庭时作证称，没有看到双方互骂，截访小组一方“只说之前有个案子，与耿丽有关”，也被法院认定桂某“当庭证明，耿丽也知道对方是执行公务的人员”。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2006年11月，耿丽向沈丘县法院提起离婚诉讼。2007年3月，沈丘县法院判处耿与前夫离婚，女儿归其抚养，前夫一次性支付16626元抚养费，以及因对耿丽家庭暴力造成的1059.5元医疗费。2007年9月18日，耿丽向法院申请执行，其间，她以判决书认定的分割财产太少为由，要求赔偿误工费、精神损失费6万元，拒不接受执行款，并多次进京上访。

　　2008年5月10日，沈丘县政法委涉法涉诉信访室主任张保国、法院干警卢峰、李倩、郑海峰和莲池乡乡长严文元等进京找耿丽。5月18日晚9时许，该工作组来到耿丽哥哥耿高伟所在饭店，见到耿丽后，双方发生争吵并发生肢体接触，直至北京警方出警，将该事件平息。

　　整个事件的简述，只占了半张A 4纸的篇幅。然而，事实和证据的认定，曾让沈丘县有关部门颇费周折。

　　案卷资料显示，在2009年6月11日，沈丘县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本案退回沈丘县公安局补充侦查。在退查提纲中，公诉科要求，“补充工作人员去北京从事相关工作的政策依据及其职责”。

　　沈丘县公安局的回应是，复印了《信访条例》全文放入卷宗中。

　　在该案被指定郸城县管辖后，2009年9月18日，郸城县检察院又一次将其退回沈丘县公安局补充侦查，理由是进京工作组等人证言与耿丽供述及其哥嫂的证言相矛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沈丘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则回以一纸情况说明，称耿丽态度比较恶劣，拒不供认当天的违法行为，并拒绝在任何法律手续及口供材料签字按印；耿丽哥嫂的证言证明力较弱；刑警队调取进京工作组6人的证言，均能证实耿丽涉嫌妨害公务的犯罪事实。并总结道，“目前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