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流水线赚钱“养”男友

　　现实是男人不一定找得到工作，而女工却不可能不找男朋友。

　　初春的一个中午，南城区赵屋街街南村一巷，来来往往的女工挂着胸卡，操着各地方言，行色匆匆。这个著名的城中村吸纳了附近某大型电子厂的数千女工及家眷，出租屋向租客开出苛刻的入住条件：该电子厂工作证及结婚证书。

　　老李是其中的一名租客，他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他的妻子是该电子厂女工。“现在房租和寄给老家的开销，全部靠她一个人，我现在是靠老婆养着。”这已经是老李在莞务工的第十个年头，由于中途返乡失去工作，从2009年末至今，老李开始陆续面试，至今仍没找到令他满意的工厂。

　　阿义是老李的同乡，1990年生，外表俊朗。这个年轻人毫不避讳地承认，来东莞就是为了娶个媳妇回家，“你不知道吗？在我们村子里娶个媳妇要花3万的彩礼钱，这里女孩子多，不要钱。”他没找错地方。赵屋街附近的这个大型电子厂拥有2万名女工，阿义2009年末到东莞，一直没有正经地工作，却不出意料地收获了一个女友。提到女友，阿义乐滋滋地翻出钱夹里大头贴给记者看，女孩就是电子厂女工，河南人。虽然生活开销由女友负担，但阿义仍打算不久就带女友回老家结婚。

　　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在东莞长安某电子厂工作的小琴，也曾以微薄的工资“养”过一个男友。小琴是重庆万州人，1984年生，2008年春节前厂区舞会上，沉默寡言的小琴结识了在超市工作的前男友，开始了没有底线的付出。超市的收入要比工厂低得多，小琴月入2000多元，十分节俭，对男友却十分大方，“只要看到他钱包里的钱少于200块，就会马上塞几百块钱进去，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带男友去肯德基和真功夫，只要他喜欢吃，都马上买给他。”小琴说，那时她是期待嫁给这个男友的，但男方却还和其他的女孩子有来往，小琴只能不停地花钱，加倍地对他好。

　　午后，是大批女工们回到工厂上班的时间，换上工作服、戴上帽子手套和口罩，进入生产线。该大型电子厂人事经理王某说，厂里的女工中有一半在厂外租房，多数都是已婚或同居，不少女工的确“养”着一个男友，这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本报东莞女工生存状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70%以上的女工认为，女性较男性更容易找到工作；却有42.5%的女工认为，工厂管理会制约她们私生活的自由，长期呆在流水线上，也使女工很少有机会接触工厂外面的人。而在这间工厂内部，女工与男工的比例是8：2，女工甚至超过80%。王某说，“女工找不到恋爱对象，是现实的问题。说‘养’男友或许不好听，但现实是男人不一定找得到工作，而女工却不可能不找男朋友。”

　　那尴尬逼仄的性生活

　　晚上没法过(性生活)，只能白天喽。让另外一对出去转转，吃个饭逛个超市，剩下的两个就可以解决了。

　　厚街镇桥头村一个不足20平米的出租屋里，挂起一块碎花布帘。在帘子的两侧，蜗居着两对20岁出头的年轻工厂情侣。

　　星期天，美兰和男朋友一早醒来，简单梳洗了一下，对帘子另一头的情侣说，“我们出去转转，大概中午回来。”想想又补了一句，“两个小时以内不会回来。”在合租的一年时间里，两对情侣就是靠这种默契解决性生活。

　　美兰和男朋友在厚街桥头一间工厂打工，收入不多，每月300元的房租都是压力。他们俩把原本单间的出租屋划出一半的空间，与另一对情侣合住。两对血气方刚的情侣，窘迫地开始了四人的同居生活。晚上两对情侣拉上帘子，睡在各自的床上。别说过正常的性生活，大夏天的在没空调的屋子里，两个女孩要裹得严严实实地睡觉。美兰的男朋友说，“晚上没法过(性生活)，只能白天喽。让另外一对出去转转，吃个饭逛个超市，剩下的两个就可以解决了。”几个月下来，这两对年轻人都形成了一种默契，每隔两三天，他们中的一对就会主动出门，告知回来的时间，回来之前还会打电话通知对方。

　　这种默契持续得并不久，美兰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合租继续下去我会疯掉的！”

　　事实上，为了让工厂情侣不再尴尬，2005年开始就有东莞企业开设“夫妻房”宿舍，时至今日，更多的企业纷纷以“夫妻房”为筹码，缓解民工荒。陈波夫妇几个月前就住进这样的一间宿舍。

　　“我们也曾在厂外租房住过几个月，一个月400元，二人世界当然舒服，不过一到交租就觉得心疼，后来还是搬回工厂。”“所谓‘夫妻房’，也就是一个小单间，只几平米大，以前是一间大宿舍分割出来的，有些房间顶是空的，这边说话隔壁房都能听见。就是这样一个简易的方格间，为陈波夫妇提供了一个不需要付费的私人空间。由于房间完全不隔音，夫妻生活只有处处小心，担心隔壁听见。“时间长了也就不觉得那么尴尬了，别太大动作、太过频繁就行。”

　　然而，陈波老夫妇仍然幸运，与在莞务工的夫妻数量相比，东莞企业设置的“夫妻房”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爱情和单纯让她们屡受伤害

　　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李丽恋爱三次，失恋三次，三次怀孕，三次流产。

　　寮(liáo)步镇某厂区的李丽在东莞完成了一次痛苦的成人礼。三年前，18岁的李丽离开河南老家，跟随姑姐来到东莞，进入寮步该工厂务工。不久，单纯的李丽燃起了对爱情的憧憬，然而等待她的却是一次次的绝望。2007年至2009年间，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李丽恋爱三次，失恋三次，三次怀孕，三次流产。

　　2007年春，刚刚工作不久，李丽就与同厂务工的一个20岁男工陷入热恋。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李丽爱情充满了对花哨时装一样的好奇，并在厂区附近的出租房里，完成了她认为是爱的过程。这个时候，她甚至不知道与男性发生关系需要采取避孕措施。不久后，李丽与男友分手，同一时间，她怀孕了。“他给我200元，一个姐妹带我去一家小诊所做了(人工流产)，花了60多(元)，很痛。这时我恨死这个男的了。”

　　这是李丽人生中第一恋爱，失恋的痛苦令她无暇思考悲剧的原因。在感情低落期，同厂一个质量管理组长对李丽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使李丽再次失恋和怀孕。这次，李丽得到来自男方的2000元，躺上无痛流产的手术台。据李丽说，“组长本来已经带我回广东某市的老家了，但他的家人不同意我们交往，嫌我学历低，只是个打工的。”挫败的感情像麻药一样麻醉了她，数月后，在一个酒醉后蹦迪的夜晚，绝望的李丽与一名迪厅结识的男子发生关系，并不幸地经历又一次怀孕和流产。

　　“李丽”们的遭遇令东莞市南城区某妇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秦文丽感叹，“这些女孩子让人心痛！”在秦文丽曾接诊的病人中，有30%以上是工厂女工，“有一些女孩子要做人流手术，白天上班不敢请假，要夜里来做。更有相当一部分女孩，怀孕4个月才来医院，这种情况需要做引产，对身体伤害很大。”

　　本报针对女工性知识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性生活的女工中，有超过10%受访女工表示从不采取避孕措施。据广东省妇女维权站的信息显示，女工未婚同居，孕后遭到抛弃占据相当高的比例，维权站站长刘秀连认为，年轻的女工单纯而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她们大多率性而为，对现实缺乏考虑。”

　　(文中受访工人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