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纳粹改变的人生

　　爱丽丝年幼时过惯了的优渥日子，似乎在一战到来时戛然而止。因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面临恶性通货膨胀、贫困和饥饿，爱丽丝后来还给哈普斯堡皇室的士兵编织袜子谋生。一战最终的结果，导致捷克人民主主义高涨，也暗生了反犹太主义情绪。

　　1920年，17岁的爱丽丝进入位于布拉格的德国音乐戏剧学院求学，学院领头人亚历山大·冯·姆林斯基曾是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得意门生。爱丽丝在那受教于康拉德·安索格，他亦是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晚年最后一批高徒之一。

　　1924年春季，爱丽丝正式迎来了自己的首场音乐会。在爆满的音乐厅现场，爱丽丝于捷克爱乐乐团伴奏下演奏了肖邦的《e小调协奏曲》，收到的是近乎于轰动狂热的好评。爱丽丝其后便定期于布拉格演奏，也有了一批固定追随于她的学生。与此同时，卡夫卡的出版人马克斯·布洛德在他的朋友圈中，亦对爱丽丝赞不绝口。

　　爱丽丝在1931年嫁给了身兼音乐家和商人的利奥皮德·萨默，6年后，两人的独子出生。1933年，爱丽丝被邀参加首届维也纳国际钢琴大赛。糟糕的是，爱丽丝竟然忘记了比赛日期，后来只能连夜坐火车赶至比赛场地，请求比赛组织者允许她继续参赛。爱丽丝最终进入了决赛，她有时也常常会想，如果那天的比赛能安排得更好，自己是否赢得一场更彻底的胜利？

　　爱丽丝在1939年3月16日的温塞斯拉斯广场上，目睹了德国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她后来还记得阿道夫·希特勒在敞篷车上举右臂做纳粹敬礼的样子。接下来三年，爱丽丝的生活逐步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除了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她被要求像其他犹太人一样于衣服上戴上一枚黄色的六角星，也被禁止为非犹太籍的钢琴学生授课，“一切都被禁止。我们不能买食物，不能乘电车，也不能去公园。”爱丽丝回忆道。

　　1942年，爱丽丝72岁的年迈母亲被驱逐出境，只带了一个小背包随身的她之后未能重回故土。次年，爱丽丝和丈夫、儿子一同被送到特雷津集中营。出门之前，邻居和朋友们甚至来不及给他们拍一张和这个家的合照。她的丈夫利奥皮德先后被送往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1944年因伤寒去世。

　　被囚禁期间，爱丽丝依然举办了上百场音乐会，以求弹奏记忆里的肖邦练习曲的瞬间获得生存力量。许多年后回忆起集中营里的年月时，爱丽丝依然记得那个关押了成百上千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的集中营，是如何向外界传递假象的，“我们必须演奏，因为红十字一年会来三次，”爱丽丝轻蔑地说，“它就是宣传。”

　　当然，还是有些人保留了人性。有一次，爱丽丝被纳粹军官点了名，满身颤抖的她不知厄运会否就此降临，好在对方只是对她说，“我很高兴能从窗口听到您的音乐。我来自一个音乐世家，懂得一些音乐，我打从心底感谢您。”

　　苏联军队在1945年5月将他们最终解救了出来。在被关押的1.5万个孩子中，只有300个幸存下来，爱丽丝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母子俩后来一同被送回了布拉格。爱丽丝后来在一场午夜音乐会中，通过捷克电台广播向耶路撒冷播出了音乐会，以向她的家人尤其是妹妹Mizzi传递她还活着的讯息。

　　游泳游到九十九

　　1949年,二战后的反犹太主义情绪仍旧包围着布拉格。爱丽丝也是在这一年和家人在以色列团聚。她在耶路撒冷音乐学院一面教书一面学希伯来语，开始新生活。后来，她将那段将近40年的光阴称为自己“生命中最好的时光” 。

　　虽然这场战争在以色列很少被讨论，但当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情报机关逮捕时，爱丽丝还是在1962年被以色列司法部长（同样爱弹钢琴）吉迪恩·豪纳斯邀请观看对艾希曼的审判。“我同情他。”爱丽丝如此评价希特勒的帮凶。

　　尽管天性乐观，1980年代，爱丽丝还是再次感觉到了孤独的存在。那些与她在大屠杀中共患难的亲人一个接一个逝去，年轻后辈也按捺不住寂寞，离开以色列前往外界闯荡。1986年，爱丽丝亦搬往伦敦北部的贝尔公园，以住得离儿子近点。爱丽丝后来还进了当地一所老年大学学习，每天坚持游泳，直至99岁。但毕竟还是上了年纪，爱丽丝的两个手指渐渐失去知觉。但她并未就此放弃钢琴，而是重新研习八指指法，不管是独处还是和朋友聚会，都习惯在黑白键盘上飞扬思绪。步入百岁之年时，爱丽丝还在推荐那些看望她的人吃鱼、喝鸡汤、听巴赫呢！

　　爱丽丝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练后来被梅丽莎·穆勒等人写成《地狱中的伊甸园》（A Garden of Eden in Hell）一书于2007年出版。同时，以她为蓝本创作的电影还有《一切都是礼物》（Everything is Present）、《我们期待光明》（We Want the Light）。最近一部由马尔科姆·克拉克执导的关于爱丽丝生活的纪录短片《6号女人：音乐把我拯救》（The Lady in Number 6: Music Saved My Life）入围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短片）奖。

　　自己的音乐人生被纳粹粗暴改写，爱丽丝对此可有过怨念？在以色列《国土报》2010年对其做的一次访谈中，爱丽丝坦承，不管怎样，她都没有仇恨德国人。“他们做的那些事是可怕，但难道亚历山大大帝做得就更好吗？”爱丽丝说，“邪恶永远都会存在，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无可回避。”美国《洛杉矶时报》影评人贝齐·夏基评价：“她的伟大不仅仅因为坐在6号监狱长凳上弹出了美妙的音乐，更因为她并不带着愠怒回首往事。”

　　爱丽丝的儿子史蒂芬后来以拉斐尔这个名字在以色列长大，并成长为一名享誉国际的大提琴家。不幸的是，拉斐尔2001年在以色列巡演时因心脏病发离世，享年64岁。默默承受这个世界的苦难长达几十年的爱丽丝得知儿子死讯时，表现得很平静，“我很感激他再也不用受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