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重刑者：刑法调整不是一味地加刑

　　对于要求将收买一方像对拐卖一方同样严打的呼声，高铭暄表示反对，“拐卖是重罪，收买是轻罪，不能相同对待”。

　　“刑法第241条不能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也持同样看法。他表示，他坚持的原因在于对现实公安解救工作的考虑，“其实跟绑架罪最低刑期下调是一样的道理，保护被害人权利，现实中解救工作非常艰难，这是谈判的一个砝码，刑法调整不是一味地加刑。”

　　支持重刑者：惩罚性荡然无存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王平则持支持态度。在接受央视主持人白岩松采访时表示，现在来看，这个规定对打击买方市场确实有不利的方面，可以考虑进行适当的修改。只要收买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就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张志伟表示，很多人也知道收买被拐儿童是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司法事务中绝大部分收买人都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即使被追究也是比较轻微的行政处罚，惩罚性荡然无存，犯罪成本很低，应该尽快加大对拐卖犯罪的刑事处罚力度。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聂立泽认为，对于收买儿童的犯罪行为，处罚应当从严，如果是主动要求人贩子去拐骗孩子，即使出于私自收养的目的，也应当以共谋的共同犯罪论处。聂立泽认为，无论怎样，都不能把人视为商品出卖。

　　“建议通过立法，加大惩治‘买方市场’。”中国政法大学犯罪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罗大华教授认为，收买被拐儿童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农村。一些乡镇政府、派出所尤其是自治村，甚至还在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其中，帮助掩盖事实、上户口等等。“默认也是一种保护和纵容。”

　　还有研究者指出，《刑法》的规定无形中使收买被拐儿童成了不会被法律追究的“合法行为”。买辆赃车都会被罚款、拘留甚至判刑，可买个大活人的处罚却轻得多，这自然难以从根本上打掉拐卖儿童的地下黑市。

　　综合央视、《法治周末》等

　　寻亲者说

　　记者专访“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发起人张宝艳

　　被拐家庭多数变故 找到后高兴不起来

　　也许你不知道，在中国民间有着一支难以计数的寻亲队伍，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孩子变卖家产，几十年如一日地寻找；有的人不计报酬，只为了能帮别人找到他们的孩子；有的人为了能让更多人找到孩子，通过网络发起公益组织，长期为之坚持。

　　今年53岁的吉林通化人张宝艳就是其中一位。她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民间寻子网站之一“宝贝回家”网和“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发起人。昨日，她在接受华商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这个社会什么都能称为商品，但人不行！即使不知道孩子的真实来源，也不能以抚养和关爱的名义收买儿童。”

　　“宝贝回家”网站是张宝艳和丈夫在2007年建立起来的，促使她做这件事的原因，是在1992年，4岁的儿子和外婆出游时不慎走散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的寻找中，张宝艳心惊胆战。孩子最终找到了，但这件事在张宝艳心中种下一颗种子。2006年，她辞去典当行经理的工作，专职办寻亲网站。2008年，她的志愿者协会成立，至今已拥有全国3万多名志愿者。目前，这个公益组织已帮助772个孩子找到亲生父母。

　　“772不是简单的统计数字，每个数字背后都有一段艰难的寻亲路。”张宝艳记得，2013年，一个叫罗参美的福建女子在他们的帮助下找到了亲人，初来时，罗参美只记得自己被拐时只有五六岁，印象中家附近有座纪念碑，舅舅做榨菜，“我们根据她这些零散的记忆，初步判断是在重庆，就把信息转给重庆志愿者，他们挨家挨户走访。”张宝艳说，找到后才得知，罗的妈妈在她被拐几年后精神失常，父亲已经去世。但当罗参美再次见到妈妈时，妈妈竟然一转头跑到罗爸爸的坟头哭着说，“孩子回来了”。

　　“找我们寻亲的人有很多，但比较容易成功的，是那些有被拐经历的成年人主动找我们，我们会引导其回忆各种有可能的线索，就像记忆拼图，大致确定区域，然后志愿者再去找。很多家庭在孩子被拐后变化太大，或者过去数十年物是人非，有的因为寻亲债台高筑，有的人找到亲人后，看到破败的家庭，还是选择回到养父母身边，我们高兴不起来。”张宝艳说。

　　“我非常支持陕西这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刑法中的有关法条早都该修改了。”张宝艳说，建议公安打拐系统和民政救助系统能联合起来，共同搭建国家统一的反拐信息平台。

　　本组稿件除署名外由本报特派北京记者陈琳杜鹃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