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公共信息发布的不畅，造就了泄密者和小道消息的产生。对于限牌政策而言，地方政府从来都是选择悄悄操作、突击宣布的模式。这么做也算有一些可以理解的理由，比如杭州方面所说的“过于敏感”，比如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考虑，担心一旦过早公布会引发民众的抢购。从理论上，这样的担心说得过去，但在现实中，从广州到天津，再到这次的杭州，限牌的消息从来就没有真正瞒住过。其实，单单靠瞒来保证限牌政策不被民众察觉根本就不现实，反倒让小道消息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机。

　　问题并不是抓住一两个泄密者就能解决的，早在泄密者出现之前，杭州对于限牌的时间点就有所风传，舆论深陷谣言和辟谣的怪圈，有关部门始终三缄其口。在2014年的杭州市两会上，市治堵办更是明确表态限牌“尚未提上议程”。可是，当政策一旦公布，这一明确表态恐怕会颇显尴尬，如果真的尚未提上议事日程，难道如此重大的公共政策是在几天之间决定的？如果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样的表态是不是在说谎，信息发布者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尽管主动公布政策的制定进程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远没有小道消息造成的恐慌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严重。至少，主动进行信息发布，效果是可控的，而小道信息在可控性上要差很多。更重要的是，由于信息发布失当，客观造成了“谣言一夜成真”的效果，这对权威部门的公信力也是一种很大的伤害。而小道信息通过内部人进行传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权力红利，这对于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所带来的伤害不容小觑。

　　一次次的限牌风波带给我们的启示再明显不过，对于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政策发布，就算想藏也藏不住，一味否定只会让自己更加被动，还不如大大方方给出明确的时间表，越是“敏感”的信息越应该公开透明，让公众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并且能够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讨论中。只要政策的依据充分，非但不会引发恐慌，还会获得公众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