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态未来

　　广场问政将针对县级领导

　　在商南第五次广场问政时，商洛市委书记胡润泽就公开对商南县的这种做法表示了支持，彼时，当地的问政远未像第六次那样全国轰动。

　　胡润泽冒雨带领商洛市和下属一些县的干部参与该次广场问政的事还见诸了陕西当地媒体。报道中，胡润泽称“广场问政”使干部直接面对群众质询，把问题晒在了阳光下，并称准备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这一做法。

　　按照商南县自己的统计，6次广场问政让参与群众达万余人次，25个县直部门共为群众承诺服务事项90余件、办结83件。“下一次的现场问政时间还在研究中，全县超过一半以上的单位都经过问政了，尤其是那些群众关注的执法部门和服务部门。”刘毅说。

　　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商南县政协委员廖全江称，实行广场问政后商南县各个部门的工作作风至少从表面上看好了不少，但是“还要长期坚持”。他称，由于平时政府一些部门的开放程度不够，像他这样的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并不清楚这些部门都在做些什么，于是在问政现场，就出现了“你们平时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你们部门有没有腐败现象”这样大而统的问题。他呼吁加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没有透明度，提问自然就会没有针对性。”

　　廖全江说，有群众提出这样的建议：县委领导是不是也应该接受现场问政，不要总针对下级官员。

　　对此，陆邦柱称“有这个想法”。他称，目前问政已面向乡镇一级领导，下一步将在县一级铺开。

　　专家评析

　　广场非全部问政需深入

　　商南的尝试，在褒扬声中亦有不足被指出。

　　北大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一直在研究中国电视问政和现场问政，他认为，所有问政模式的核心，就是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普通市民来参与监督政府工作，和以前政府关门行事自我评价相比，这是一个进步。

　　“目前的问政还远远不够深入。就像武汉名吃鸭脖一样，只能当点心，不能当饭天天吃。”王锡锌认为，目前的问政主要是就问题曝光，对过往工作的责任追究，从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的方面看，有一些值得质疑。“暗访早就拍到的片子，为什么非要等到现场问政才召开现场会议？万一法定人数不够，或者主要领导不在怎么办？这些都带有一定的表演成分。”王锡锌说，这表明中国目前现场问政的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成分还比较低。

　　王锡锌认为，未来的各种问政，必须在两个方面拓展，第一是问政范围要扩大，要从现在的对政府过往工作监督转化为决策化的问政。让民众和利害相关者参与决策和管理过程。日常政府要干什么事，怎样使用预算资金，都要听取民众意见，在民意基础上考虑政府决策。另一个，现在的各地问政还有一些随意化，法制化程序化程度要提高。

　　“现在国内流行的现场问政，电视问政肯定是进步，不规范，但是也突出表现了目前中国民众积极参与监督政府的热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国外的问政主要通过议会行使，这应该成为问政的方向。

　　胡星斗说，中国的问政应该向越南学习，在越南，国会可以对任何层级的官员、任何行政行为提出质询，官员每年都需要述职，述职满意度达不到50%，就有被解职和辞职的结果在等待。

　　最近越南最轰动的“问政”事件，是弃办2019年亚运会。今年3月底，越南国会举办听证会，对是否主办此次亚运会进行讨论；4月初，越南最大的网络媒体之一VNExpress进行民意调查，参加调查的8.5万网民中，有87%的人认为应该弃办。5月10日，越南正式宣布弃办该次亚运会，称“好钱要用在刀刃上”。

　　新华社报道，弃办决定公布后，赢得越南网民一边倒式的称赞。

　　胡星斗说，中国的问政还亟待规范，要想提高电视问政和现场问政的效果，还要进行制度建设，完善人大制度，让人大代表更能代表民众，充分行使质询和监督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