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出台《反恐法》旨在先发制敌

　　■本报记者 刘苗

　　意识转变使恐袭手段更加极端残酷

　　华商报：我国的反恐工作从何时开始？由哪些部门参与？如何分工？

　　李伟：新中国成立以来，“东突”的分裂破坏活动时有发生，我们的打击也一直没有停止，但通常认为，2003年才是反恐的明确起点，因为2003年12月，公安部首次对境内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进行认定，宣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等4个组织为恐怖组织。这些恐怖组织现在主要分布在境外，境内有他们的团伙。

　　2001年，我国成立了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2013年升级为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担任组长。目前我国的反恐机构主要是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及其下设办公室，地方也有相应机构。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由固定成员和非固定成员两个部分组成，固定成员包括外交、公安、安全、武警、总参等专业的反恐职能和统筹部门，而交通、民政、卫生等部门为不固定成员，起到辅助性作用，满足国家反恐工作的整体部署和需求。此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机制，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会根据恐怖活动的特点以及它所生存的环境，境内外相互勾结的情况，制定一个更加全面的反恐战略，从而有效遏制和打击恐怖势力的蔓延。

　　华商报：2003年，我国公布了境内首批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这11年来，我国整体的反恐形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李伟：由于受到境内外极端思想的不断渗透，导致我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日趋严峻。特别是近一两年，恐怖手段也愈发血腥残忍。这种变化与支撑暴恐分子的恐怖意识形态转变有极大关联性，以往“东突”势力多以民族分裂为主要目的，但现在转变为“宗教建国”，以宗教极端思想和极端主义为支撑，企图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因此，现在他们更多地打着“圣战”的旗帜来发动恐怖袭击，将不赞同自己意见的人都视为异教徒，手段更加极端和残酷。

　　以往“东突”势力的恐怖暴力活动主要以遥控、投毒等为主，现在更多的是自杀式恐怖袭击；以往恐怖分子首选目标是基层维护社会稳定的执法单位，包括派出所、公安局、政府和武警，现在袭击的目标更多地转向普通老百姓，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针对不特定的公众发动袭击。

　　反恐形势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峻

　　华商报：此次开展为期一年的打击暴恐活动专项行动，意味着什么？与以往的反恐行动相比，其在规模和性质上有何不同？

　　李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严打暴恐的专项行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这也意味着当前面临的反恐形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和以往相比，此次严打专项行动有几点不同：首先，此次行动为期一年之久，比以往的反恐行动时间都要长，范围也更加广泛；其次，从内容上看，这次专项行动要深挖策划组织、包括传播极端音视频的这些幕后的黑手，这个黑手既包括境内的，也包括境外的；第三，此次行动要切断恐怖活动链条上的每个环节，包括武器制造、极端思想的传播和观看、资金运作、人员策划和组织等，这些必须采取这样的严厉手段，才可能遏制当前十分猖獗的恐怖活动。

　　反恐立法起草工作一直在进行

　　华商报：“9·11”之后，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均已制定反恐法律。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呼吁进行反恐立法，为何《反恐法》始终没有出台？

　　李伟：从2001年以后，中国一些专家学者就开始呼吁反恐立法。出台一部综合性的反恐法是一个全国层面的议题，在去年以前，我们面临的恐怖威胁只存在于我国局部地区，新疆也着手出台一些地方反恐法规，还未上升到全国性立法的紧迫性。但去年至今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说明，恐怖袭击正在向全国蔓延。从目前的形势看，《反恐法》或许能够很快在年内出台，因为国家反恐专业部门、立法相关部门的调研和相关反恐立法的起草工作其实一直在进行。

　　华商报：有观点认为，既然已经有了《刑法》，为何还要《反恐法》？

　　李伟：《刑法》是一种威慑法，最高惩罚是死刑，基本原则是“你犯罪，我惩处”；恐怖活动是一种显性的犯罪活动，等实施恐怖袭击后再对恐怖分子进行打击，难以阻止恐怖分子暴行，对民众的伤害已经难以挽回。并且，对于被极端思想蛊惑的亡命之徒，死刑根本不具有威慑效力。而《反恐法》要对恐怖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界定和预防，确保“先发制敌”，对恐怖活动早发现、早制止、早挫败，将恐怖分子消灭在准备实施恐怖袭击的萌芽状态。不容忍恐怖分子实施残害普通民众的暴力行为。这也是各国反恐立法的基本出发点。